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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化：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新趋向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现象，也是一种理论范式。如何认识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挑战与冲击，并在理论上有所回应，这是当代学者思考的焦点。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并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以国家为中心，侧重思考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的地位与作用；一方以社会为基点，主要关注全球层面中公民社会的角色与功能变迁。本文以这些理论论争为背景，试图梳理并解析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变迁及重构。 一、解构抑或重构：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 对于全球化，尽管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的：全球化业已深刻影响并势必继续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这一影响的产生首先是由全球化牵动国家变化而引起的。正如阿尔布劳所说：“在一个个人活动曾经如此长久地受到有关民族国家的理想激励的世界中，在一个日常生活受到国家如此多的干预的世界中，在一个由国家规范和调控社会生活的世界中，对于个人来说，由它sup（指国家）/sup的变革带来的后果是深刻的。”sup［1］/supsup（P101）/sup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日益明显。民族国家的命运，成了晚近西方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化逐渐使国家丧失了以往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国家权威日渐弱化，成为“无中心的虚体力量”，正走向终结之路，sup［1］/supsup（P102）/sup以市场和社会为主导的崭新的“治理时代”已浮现在地平线上。sup［2］/supsup（P5）/sup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家并非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是“全球化的主要促进因素”。sup［3］/supsup（P3）/sup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只是“未完成的国家”，sup［4］/supsup（P118）/sup换句话说，全球化“本质上不应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削弱过程。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正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得以扩张的主要条件”。sup［5］/supsup（P6）/sup显然，这些观点或者肯定社会力量的重要，并确信其有能力参与甚至取代国家进行治理，或者承认全球化对部分国家职能的弱化，但仍认为国家的作用不可代替，只不过需要一个转型和重构的过程，或者认为国家原本就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削弱国家，反而使民族国家的疆域扩展，使国家权力延伸到全球层面。我们可以暂且将这些观点相应称为“终结论”、“重构论”和“扩张论”。 相比较而言，“国家终结论”的声音更响亮一些。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资本力量迅猛增长，一度萧条的货币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政策再度复兴，福利国家政策困境重重。国家的终结似乎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对此，杰克逊率先提出了“半国家”理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只拥有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只能算是半个国家。sup［6］/supsup（P30）/sup在保守自由主义sup（Neo-liberalism）/sup市场化和私有化思潮的推动下，“国家终结论”迅速流行开来。持相近观点的迪特根认为，由于全球化制约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传统意义的“社会”不断拓展，社会的世界替代了国家的世界；冷战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国家已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sup［7］/sup大前研义则提出四个“I”理论来证明这一点：从Investment、Industry、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Individual Consumers四个方面来看，由于国界作用的消失，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当今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有意义的参与成员的作用”。sup［8］/supsup（P11）/sup这些主张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对矛盾推向极致，却有意掩盖了国际资本扩张背后的利益与权力之争，正如赫斯特和汤普森所注意到的，国家终结论代表了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与现实需要，其根基实际上是反政治的自由主义。sup［9］/supsup（P176）/sup有趣的是，持“国家终结论”的除保守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左派人士如哈贝马斯等。当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市场与全球资本毕竟代表着罪恶的力量，它们无视国家或地方的利益，肆意妄为，结果只能是：政治权威沦为资本的阶下囚，政府臣服于市场。 必须看到，自由主义者也好，左派也好，其“国家终结论”都难逃片面的嫌疑：要么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现实，要么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要么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希望全球化带来整个世界福利的共同增长，甚至于某种制度主义的普及、某种社会理论的传播。 “超越国家论”和“世界国家论”是“国家终结论”的另一版本。在桑托斯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一些传统的国家或次国家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