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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的逻辑与幻象 梁鸿是当下少有的兼具多重身份的写作者：作家、学者、大学教授。这种身份的叠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常见，只不过后来经历了学科的细分、研究的窄化和行政系统分门别类的管理，才使“单向人”成为学术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身份的叠合使梁鸿的文化思想资源与理性思维得以合理流动和分布。在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她在遍布着少女时代生活细节的柔软回忆中也在以冷静的思考和深远的忧惧表达她对于故乡既亲近又陌生、既熟悉又悖离的情感态度。这两部书在海内外甚有影响，它们成就了梁鸿，同时也给她打上了一个显眼的标签，以致于有的三农研讨会、农业会议都会邀请她参加。一个一直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竟然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这终究让从少年时代起便着迷于文字的精雕细琢和文学氛围营构的梁鸿心有不甘。从《云下吴镇》开始，她一方面从“非虚构”重返“虚构”，以在地的烟火气息和丰盈的诗性话语讲述关于“吴镇”、“穰县”的故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脱离“非虚构”的空间、地域、时代“肖像”的真实感，那是内在于她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她将它们提取和抽离出来，以此为标本观察中国县镇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景观，在那里发现了以“梁庄”为代表的中国乡村以外的充满了悖论、矛盾和复杂意蕴的现代性发展的逻辑和幻象。 一、“飞地”的逻辑 《云下吴镇》一共由12篇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的篇章组成。小说在文体形式上类似于《米格尔大街》和《小城畸人》，但梁鸿并不止于写“人”，她的目的是通过那些生存形态、生活命运、情感观念各异的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结和故事，钩沉出吴镇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其内在肌理和古老逻辑所发生的变形。 作为中国县镇生活的缩影，吴镇极具代表性，它不同于中国几千年以来具有稳定形态和深厚根基的乡土乡村，也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它和县城（也包括稍大一点但又僻远的地级市）一样有着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颇为简陋但五脏俱全的现代设施，以及完全脱离土地而依靠权力、技术、知识、信息等“非农业”方式生存的人群层次，它犹如一块“飞地”游离于主流经济发展和“现代/传统”的伦理范畴之外，这也决定了它吊诡性的逻辑：这里没有中国乡土社会相对完整的宗法亲缘关系和“熟人”式的社群网络，人与人之间即使相识也在权利、欲望、名声的纠葛中各行其是；这里也不像城市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达到了高度的个体化，这种个体化投射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舒适的冷漠和距离，在张旭东的《消失的诗意———贾樟柯的电影》和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70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中对这种种尴尬也有所论述。因此，漂浮在县镇更多的是细碎的喧嚣、驳杂的闲话、委顿的人情。 我们可以把《漂流》所描述的情形视为吴镇怆俗生态和复杂人际的缩影。这篇小说从清晨的吴镇写起，一干人物在此轮番上阵：医生毅志、轮椅上的老女人、卖胡辣汤的张五家、修自行车的、卖水果的、屠羊肉的、骑三轮的、胖美人焕莉、流浪汉“圣徒”德泉、捉弄老人的顽童……小说通过这些片断化、一闪而过的速写勾连起小镇人物的生活，他们所指向的“地标”供销社、邮政所、烟站、粮仓、诊所、饮食店、洗化店则将吴镇与乡村和城市区别开来。“如果你长期住在吴镇，你对这些人会非常熟悉。”这句突然转向读者的插入语意味深长，这是无所不在的隐含作者邀约读者一起进入叙述，进入吴镇人的生活，审美距离的拉近让我们把吴镇的肌理纹路看得更清楚。在这里，市场经济与小镇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种未成熟和不发达的“残剩”、“冗余”的现代化，它使小镇充满了嘈杂、慌乱、肮脏和无序，这些情绪每天都侵蚀着吴镇人，逐渐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和格局。 作为中国现代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县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外界的种种冲击。梁鸿写吴镇，并不讳言那里由于现代观念、政策制度、钱权交易、情色诱惑等渗入而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大操场》中，曾经作为刑场的大操场在弃而不用后成了鬼魅冤魂的集中地，也令此地的“房地产”生出了诡异的一波三折。《肉头》叙述的是三对夫妇互相“置换”的故事，“这吴镇啊，早就烂透了。都没一点儿道德”，美人彩虹的老公出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由于精神的匮乏与可选择生活层次的单薄，在情欲道德方面，吴镇败坏起来可能更有“城市范儿”，这在中国的县镇逻辑里可以得到印证。《肉头》采用的是《妇女闲聊录》“木珍式”的叙述方式，充分切合了这窳败、猥琐、细碎的道德内瓤。房子、金钱、情欲，这些看起来都合乎时代和社会的大趋势，它们裹挟着吴镇人向着光鲜、亮丽、诱惑奔去，同时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为欲念和激情所伤的印痕。 一种更为重要的、充满冲突的逻辑在于新旧观念的博弈。在对这种博弈进行描述时，梁鸿通常将场景置于个人求生活（存）与集体求发展的复杂纠葛之中，在那里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