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docxVIP

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 Abstract： The youth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ose Yanan as the destination because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d revolution in northern Shanxi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spared no effort in propagating the Yanan to the outside world， so that the Yanan trip was given enough impetus. On the route of the educated youth to Yan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all level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had made careful planning and arrangement， so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hotblooded youngsters made the pilgrimage to the desti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 intellectual youth who arrived in Yanan， so that it not only stayed in the happy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grew up in Yanan. 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国共的“爭夺”及历史启示，学者同仁都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探讨。① 纵观既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的分析，缺乏对历史时空的微观把握。据学界的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学者、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大约有4-6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数万的庞大人群从四面八方陆续辗转到陕北，仅靠年轻人本身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是很难完成这趟“朝 圣之旅”的；事实上，他们的成行及行程，皆有中共周密的宣传、组织与安置。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内外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要选择延安作为行程的目的地？他们是取道何种路径到延安的？他们到延安后又有什么样的人生际遇？或者说，中共是如何打造延安，使其对知识青年产生磁吸效应的？在通往延安的行程中，中共进行了哪些组织、安排、接应，才使这一艰难行程得以完成？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达以后，中共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使他们对延安产生认同，进而留驻下来？通过对奔赴延安旅程的还原，或可为这一经典的民众动员案例提供更加鲜活的佐证。本文利用时人游记、当事者回忆录及中共党史的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中共动员知识青年去延安试作一项交通社会史的考察，以此管窥在革命与抗战的双重背景下，中共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 一、 确立目的地：中共的行前宣传与动员 1939年初的《申报》曾登载过一篇《延安行脚》，开篇言道：“上万的人已经到中国西北角的“新圣地”去了。其中有两三结伴的，二三十人的，以至于数百人的团体，一对知己，或则因目的地相同而偶然遇合的。从不同的省份，或远或近，有男有女，有中年汉子，有中年妇女，有剧人，画家，学者，兵士，哲学者，新闻记者，传教师，教徒，医生，工程师。他们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坐牛车，或则骑驴，搭大汽车、卡车、小汽车，乘飞机。这是现代的最奇特的“参圣”旅行。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行政首邑。”“参圣”是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目的的最恰当的描述。延安之所以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圣地”，已有学者进行过深入分析。 参见王东仓：《延安 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及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 概而言之，是因为红色革命在陕北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共向外部世界不遗余力地宣传延安，使延安在世人的心中成为“革命圣地”与“抗战希望”之所在，是自由、民主的“新世界”。中共革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对革命理念的大力宣传，以使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追随；这也是革命成功的要件之一。抗战前后，中共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延安的宣传，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中共善加利用报纸、书籍及亲历者的传播效应。抗战爆发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到达陕北以后，就利用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对延安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