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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贤母子三人魔窟脱险记 编者按：15年前，《重庆晚报》资深新闻工作者贾昭衡同志，曾在老《炎黄世界》1996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报道了山城重庆解放前夕，在举世震惊的11·27大屠杀中，有32名革命志士和两名小孩从人间魔窟白公馆和渣滓洞成功脱险，文中有许多的《红岩》一书也不曾披露的惊险情节。文章刊出后，颇受广大读者关注，希望进一步了解详情。 贾昭衡同志是位有心人，15年来他在报社专业工作余暇，利用各种机会，陆续访问了成功脱险的人士或其家属，写成一部共4万多字、充满血泪的《红岩志士杀人魔窟脱险纪实》，仍交由本刊发表。由于本刊目前暂出双月刊，篇幅有限，无法对这部精彩作品进行连载，只好忍痛割爱，由作者另行处理，只选择其中部分精华章节，加发多幅照片予以刊登。希望广大读者注意。 1949年末，在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中，先后有34名革命志士(含两名小孩)，竟然从高墙紧围、电网密布、岗亭耸立、特务成群的“人间魔窟”里，从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火中成功逃脱，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触目惊心、感叹万分的逃生奇遇。 下面记载的是这34人中两名儿童——郭小波、郭小可和他们的母亲郭德贤死里逃生的故事。 2006年9月，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家属院里，当年从白公馆脱险的唯一成年女性、共产党员郭德贤老人，坐在家中客厅，平静地向笔者讲述了她一家三口万幸逃脱虎口的经历。这时，郭德贤已经离休多年，离休前她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 郭德贤是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当时，她身边正带着四岁的女儿郭小波和两岁的儿子郭小可，母子三人竞一起押解到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一周后转到白公馆监狱。在监狱中，他们吃尽了苦头。 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郭德贤母子三人是怎样逃出魔窟的呢?原来，关押在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志”为代替字，应该为一个“金”旁加一个“志”，电脑上打不出来——作者注)、王朴、罗广斌、郭德贤等，都是擅长统战工作的老手。还有杨其昌、周从化、王国源等民革的干部，见多识广经历十分丰富，极富有斗争经验。这些人没有放过任何机会，苦口婆心地劝导狱中那些尚可救药的看守，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工夫做到家，一些过去干过一些坏事的看守确实有了一些悔悟表现。如河南籍少尉看守杨钦典，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难友传书送报、寻医要药、延长放风时间。因抢劫军统货车而被关押在白公馆的“浑水袍哥”李育生，刑满后特务怕他出去泄漏狱内机密，便留他在白公馆伙房里打杂。此人经革命者教育后，也时常为难友们传递狱内外的消息。 11·27大屠杀当晚，由特务杨进兴、雷天元组织，在白公馆外面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好几批革命者。当他们正想着如何屠杀剩下的19名包括郭德贤母子在内的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囚犯时，雷天元突然接到渣滓洞监狱看守长李磊打来的电话：“渣滓洞这边囚犯太多了，—下子处理不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支援一下!” 一向残暴的雷天元倒真顾全“大局”，赶紧带了些特务驱车匆匆忙忙赶往渣滓洞。临走时，他叮嘱杨进兴，暂时代管剩下的19名囚犯，待他们回来再处理。 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在重庆市郊隆隆响起。生性狡诈的杨进兴，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万—被解放军抓住，十个脑袋也不够抵债的。他左思右想，剩下的囚犯反正不归自己管辖，还不如争取时间，早点逃命。于是，他揩揩血手，赶紧回家收拾好包袱，又赶回来领了赏钱，并指挥剩下的看守将二处寄押的16名男犯统统集中到楼下2室，女犯郭德贤及其两个孩子仍然关在楼上。 做完这一切，杨进兴给还在渣滓洞的雷天元挂了个电话：“我们任务完成了，奉命马上撤离。你们寄押的犯人，请急速来人处理。”说完不顾雷天元好言央求，只让当天值日的看守杨钦典加上李育生留下照管，便带着一帮看守一哄而散，自寻生路去了。 留在白公馆的杨钦典和李育生，见杨进兴一伙一走，哪里还有心思照管。见狱外还留有一个警卫排，二人一商量，就私下离开了白公馆，往监狱后面的歌乐山顶爬去，也想乘车往成都跑。可上山之后，既不见杨进兴一行，也不见来接人的车，李育生便对杨钦典说：“不如下山回白公馆，能救出些人来，也是我们眼前的一条生路。”杨钦典有些犹豫，说：“外面警卫排还没有撤走，弄得不好当场就有杀身之祸。”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掂量了—下，觉得李育生说的似乎也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于是，他就和李育生一起摸黑下山，回到了白公馆。 而此时，罗广斌等16名男犯被紧锁在楼下牢房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既不杀也不放，又不见有人来管，个个心里疑云翻滚。恰好，见李育生、杨钦典朝牢房走来，罗广斌便趴在窗口里将手一招，“杨班长，你过来。” 待杨钦典来到跟前，罗广斌探出头问道：“把我们集中到这里，下面的戏怎么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