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之态度.docxVIP

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之态度 20世纪20年代，“革命”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等民族主义政党的共同诉求，“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①“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②“革命被构建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③“革命外交”正孕育于此背景下。当时学人认为“革命外交”是“国民革命进程中的产物。它最初蕴蓄在爱国青年的救国热情和愤慨的意识中，次由国民党人明白提出”。④“国民党人最足以自豪的，对内就是党治训政，对外就是革命外交”。⑤早在建立南京政权时，为了获得列强的好感与支持，蒋介石公开了他与“武汉人物”迥然不同的“温和型外交”： 既致力于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的目标，又坚决摒弃群众性、暴动性的极端手段，强调用温和、渐进的方法，一步步地去达成这些目标。⑥ 改订新约运动，正是践行此种“温和型外交”。然而，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在国内声称继承“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研究成果，包括对“革命外交”的案例研究，对“革命外交”的性质、成果和意义的研究等。然而，舆论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看法与态度，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则很少有人关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军事抵抗成为最主要的呼声，“革命外交”还能顺应时事么？抑或被抛弃？周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革命外交”话语予以梳理，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要求进行“革命外交”的呼声高涨，政府在民众压力下，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然而政府的“革命外交”措施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这激起民众对“革命外交”的批评。随着政府对日政策渐趋强硬，舆论对“革命外交”批评告一段落。⑦但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的态度是否仅体现在对政府的监督，对政府是否进行“革命外交”的评判中呢？是否还有其他面向？本文希望以《申报》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革命外交”态度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舆论变化 一战时，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强迫中国接受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战后，日本无视中国民众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接管山东，为了阻止北伐统一中国，日本还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在中国的恶行让中国民间仇日情绪持续升温。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引发了朝鲜半岛的反华运动，当时国内已出现了对日实行“革命外交”的呼声，“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狰狞面目，已毕露于吾人之前”，“我外交当局运用国人付托之革命外交精神，此其时矣”。①民众希望政府“厉行革命外交对日严重抗议，取有效急切方法，保护危难中之十万侨民”。②有部分民众甚至要求“对日宣战”。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侵略让国内原有的仇视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发酵，虽然中日之间实力悬殊，但是要求对日宣战、作战的呼声却迅速高涨。河北省各县市商会通电：一旦政府发布“对日宣战”之令，“全省商人即执干同赴国难”。④煤业公会召开紧急会议，“电请政府对日宣战”。⑤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出兵，对日宣战”。⑥上海县党部“务恳蒋总司令克日亲统大军，驰赴关外，对日作战，全区民众，誓为后盾”。⑦菲律宾华侨通电：“请速止内争，对日宣战，本省华侨、誓为前驱。”⑧九一八之后，“对日宣战”成为商人、学生、地方党员乃至海外华侨等人的强烈诉求。 与此同时，要求“厉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迅速发酵。商会、学校、同乡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纷纷提出“革命外交”的诉求。上海市执委会“请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复被占各地，以革命外交，达到赔偿道歉的目的”。⑨上海大学生请愿团“请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⑩旅沪同乡团体“请政府行使革命外交”。{11}妇女联合会要求政府“厉行革命外交”。{12}海外华人也有相同的主张：“日贼入寇国势垂危，望一致合作，实行革命外交，誓为后盾。”{13} 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与践行“革命外交”的舆论升温，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取代北洋政府）到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期间，《申报》中的“革命外交”与“对日宣战”进行检索，“革命外交”出现的次数如下：1928年34次，1929年162次，1930年64次，1931年146次（九一八之事变后105次），1932年60次，1933年9次，1934年2次，1935年11次（不包括以书名方式出现的7次），1936年4次，1937年4次，1938年1次，1939年0次，1940年0次，1941年1次。“对日宣战”出现次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