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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阻击战中彰显中国精神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公共精神作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恩格斯曾提到，政治性的差异就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科学性和人民性结合起来，发挥意识形态在政治价值观中的服务人民性的功能。反映到抗疫斗争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拒戴口罩，拒绝疫情严重区封锁，集群示威，不顾劝阻依然进行群体聚集性活动，在疫情中以个人自由和个人私利为中心，罔顾他人生命安全。与之相照，中国的抗疫实践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各级党组织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调动人民积极抗疫，人民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服从。究其本质，在于人民对党执政理念的高度认可，对“以人民为中心”政治价值观的深刻体认，愿意团结在党周围一起奋斗。在抗疫斗争中，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确保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不断提升人民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正是这种政治价值观使人民从心底焕发出强烈的认同感和践行的内在动力，大多数人正确处理个体自由与社会安全关系，自觉主动从社会整体角度考虑，将小我融入大我，以实现更高层面的个体自由为行动准则，做好“自己”，表现在自觉主动配合居家隔离，出门自觉戴口罩，关心和维护自己家庭和社区安全等，以自身力量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提高自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在这场关乎人们公共利益的公共生活实践中，人们在体悟党的政治价值观并践行的同时，也提升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舍小家为大家”的责任意识 公共性作为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深刻表达，是公共精神的基本特性，指的是每一个个体都身负社会责任，在承认合理私利的同时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以社会整体的生产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关怀，其中重要的就是责任担当意识。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向来有担当精神的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责任为重的深厚传统，如儒家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道家的“有余以奉天下”、墨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等人生使命，这些伦理性的个人指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实现了从党和国家这样宏观的重大的担当，到每个人的具体担当的更具实践理性的整体担当意识，汇聚到抗疫精神所彰显的公共精神中，就是人们秉持“舍小家为大家”的责任意识，共同投身抗疫战斗，成为抗疫中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抗疫斗争中，有集体递交请战书的成帮结队的医疗队，也有主动请缨抗疫的不属于任何医院和任何医疗队的个体医生;有冒着被感染风险、不计报酬回报的一群群志愿者;有依然坚守在岗位默默为隔离期间的居家群众保障基本设施的城市建设者;有迅速行动、时刻冲在前面、迎着风霜守护家园卡点的党员干部、下沉干部和社区基层工作者;有与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英勇奋战的人民子弟兵;有跨越障碍积极采购医疗物资驰援武汉的海外华人;有以钟南山、李兰娟等为代表无私无畏、挂帅出征、加快病源攻关的科研工作者;有在疫情初期加工资保内需、调结构转型生产疫情防控相关的企业生产者;有让渡一些权利、克服一些不便的居家隔离的人民，尤其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的武汉人民，这些都是人们对抗疫这一特殊公共事务的责任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具体体现。试想如果缺乏责任意识，这场关乎人们存续的斗争中人人都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个体之间相互推脱责任，疫情防控将会失序。由于公共精神具有辐射性，这种责任担当意识又提振和激励着抗疫中的其他精神，如奋战精神、创新精神、合作精神、牺牲精神、互助精神等。个体在抗疫实践中付出心血，得到尊重，突显自身责任的同时也进一步馈养着公共精神。 客观全面的科学理性 公共生活形态需要具备现代性社会的精神气质，以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效能化。作为公共精神的核心，科学理性一次次冲破蒙昧，照亮人类文明进步，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抗疫斗争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客观理性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这场战斗中人们的科学理性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能够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反思疫情，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一些表情包、宣传语、网络图片等正反映了人们对那些滥食野生动物、毁坏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和事的痛恶。二是能够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应对疫情，医务人员以科学严谨的精神给患者最科学最优质的救治手段;科研人员快速甄别病原体、对病毒进行基层测序，并用数据建“方舱模型”，努力提升治疗能力与防控水平;疫情使普通民众在被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加相信科学、依靠科学，认识到科学研究的规律性和重要性，也慢慢能够识别谣言和伪科学，用科学态度认识和防控疫情，战胜恐慌，积极主动传播正能量。抗疫初期由于信息有限、结论不足，不可避免出现很多谣言，人们可能“乱投医”，但很快随着各种辟谣，人们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