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徘徊.docVIP

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徘徊 ——论西方媒体的两面性 在本学期的课程中，我通过对《华盛顿邮报》中几篇关于日本近况及中日关系走向的社论的译读，深刻体会到了西方媒体中存在的一种两面性，这其中所呈现的有关新闻价值的矛盾与冲突，不仅左右着受众群体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而且影响着当今国际关系的走向。 在这几篇围绕日本的社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对日本的态度可谓是又爱又恨，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西方媒体在对日本试图无视历史的行径以及最近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对慰安妇的不当言论表露出了坚决否定和强烈谴责的态度，从他们在相关报道中所描述的“虽然有些历史问题确实会被反复诠释，但一些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哪个国家会原谅像安倍本周表现的那种自我毁灭般的历史修正主义”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些事件上的鲜明立场。另一方面，碍于美日当前的同盟关系，西方媒体却不便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是尽量以一种相对温和的语气来对此事陈述看法和给予建议；但在对待中国上，西方媒体依然持的是一种防备乃至敌视的态度，这从西方媒体对中国“借由日本政府的国有化行动取得了煽动的口实”、“企图借此把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上转移走”的评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带有显而易见的偏向性。 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是社会责任理论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不是绝对的自由。因为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此传媒机构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日本竟称“关于侵略的定义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社会上还有待商榷。它会因国与国关系中各国所处的立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试图对过去自身丑陋的侵略行为的否认，对真实历史的歪曲，严重伤害了周边邻国广大人民的感情，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西方媒体秉持其客观公正的原则，有责任、有义务去大力谴责和声讨日本，利用舆论力量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去影响、去动摇他们的决策。 而从后者可以看出，媒体对政治权力事实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本质上是一致的，媒体不能不充当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有时甚至需要依赖政府官方的信息来源来进行报道。所以说，西方媒体与政府处于一种既对立又依存的“共生”关系。国际传播可以影响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国际传播。一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均可以对国际传播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受本国政府的左右，有时甚至成为他们宣传和维护自身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国际传播学中霸权理论的核心内容。当前，美国实行的是“亚洲轴心”战略，即“重返亚太”军事战略。虽然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但在战略部署上有所侧重。其实自冷战结束、美国“不战而胜”之后，美国就开始了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近年来，逐渐从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抽身的美国已经开始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日本作为美国扩大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更好地执行“亚洲轴心”战略的关键切入点，两国的同盟关系可谓是意义非凡。而中国作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有赶超美国之势，直接危及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实施“亚洲轴心”战略的一大障碍。那么就不难理解，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在多个中日问题上偏袒和维护日本，却防备和敌视中国的行为。可见，在国际传播中出于共同利益、共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媒体与公共权力可能摆出一致对外的姿态。当然，影响国际传播的因素不仅仅只有政治因素那么简单。在报道他国事件中，追求客观、专业、公正的西方媒体还会受到认知偏见、政治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专业、客观、真实有时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西方媒体就曾报道过许多与真相不符甚至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内容，他们对拉萨暴力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的歪曲报道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中国威胁论”的造谣也是别有用心。以上这些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尽管是从本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现实出发，却严重违背了新闻报道最基本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扭曲了外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这显然是不理智、不公正的对待。 总的来说，西方媒体正在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西方国家声称他们的媒体是自由和独立的，同时还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新闻自由；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他们对新闻报道的审查和歪曲却并不亚于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尽管他们企图让这一切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但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众舆论面前还是严重损害了他们自身的信誉。可见，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这种矛盾性、两面性已经深深植根于当今的国际传播之中，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课题。我们不愿看到，大众媒体作为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