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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宣和书谱》中的“逸格”品评 对北宋书论著作《宣和书谱》的研究，以前多集中在对作者的考证以及它在修撰中涉及的问题。本文拟从书法品评的角度，对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做一点粗浅的补充。《宣和书谱》各卷有分目，人各一传，共立传197名书家。在每传中其知人论书的特点十分明显，论及书法也颇为精细，夹叙夹议，体例亦佳。我在研读的过程中，发现作者在论书时常使用“逸”字，而且几乎对“逸”字穷尽了一切限定词。当然，也有个别不是用于书评的。这一现象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今做一整理。为下文叙述的方便，我先把这些“逸”字在著录中的出处摘录如下： 以上所录《宣和书谱》的全部含有“逸”字的内容中，第22条是用于人名，但相关的文章却可以作为判断米芾是否参与全部内容审定的依据之一。第29条是帖名。其他的则是对书法、书者和诗文的评价。其中第3、23条是用于评论事理、人物的；第5、14条是评论诗文的；第24条表面是形容事物，实际也是在品评书法。 这些含有“逸”字品评书法的文章在全书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这足以引发我们做出如下的思考。 一、“逸”的品评角度和宋代的书学倾向问题 《宣和书谱》对书法中“逸气”的崇尚可以从两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书评中反映出的重“逸气”的思想。卷二对卫包的篆书之“飘逸绝尘则未也”的不满，对唐元度的篆书之“责其疏放纵逸”，充分说明编撰者对“逸”的刻意追求。尤其对篆书风格也作出“逸”的要求，在宋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其二，对“逸”的良苦区分。如：大量使用含有“逸”字的词汇进行品评，先后有“飘逸、纵逸、散逸、俊逸、绝逸、清逸、流逸、闲逸、雄逸、怪逸、放逸、超逸”等。这一点在下文中详述。 应该说，“逸”是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成的审美范畴。 “逸”字的本意指逃失。《说文解字》云：“逸，失也。从走兔。兔漫池善逃也。”203又引申为超群的意思，用来指人。《论语·微子》章记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情，废中权。”82人有高洁的品行方可称为逸。到了汉末、魏晋时代，玄学盛行，追求“逸”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情况下，对“逸”的崇尚自然地渗透到了绘画领域，特别是当绘画由人物向山水转变时，“逸”更被用来品评绘画，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逸格列于神、妙、能三格之上，指出“画之逸格，最难其俦”6，确立了逸格在画评中的崇高地位。至此以后，逸格被作为一种绘画标准，大家将用笔简约，灵动多变，新意频生且神形兼具的画风称之为逸格，而忽视了对作画者的关注。倪瓒清晰地道出，他的画被评为逸的原因，就在于画家本身状态的“逸”，在于画家胸中的“逸气”，“逸”开始向个人品格方面回归。画家只有将关注的目光从绘画的技巧中解放出来，着眼于传递自身的精神气质，将自己的性情通过笔端流于纸上，才能达到“逸”，“逸”不是一种绘画技巧和规范，而是作者性情的表露，胸中有“逸气”，加上一定的绘画技巧，才能达到“逸”。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重复，它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艺术表现自我的观念。 从唐代开始，“逸”的确立就预示着一种审美反叛。在书论中“逸”最早出现在《八诀》中。在此书里，欧阳询说：“澄怀净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后来，体现禅宗美学的“逸”格由李嗣真提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始列“逸”品，并将其置于九品之上。他说： 昔仓颉造书，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射、御、书、数也。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能也，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之才者，亦当绝终古，无复继作也，故裴然有感而作《书评》，虽不足以对扬王休，弘阐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 在他的眼里，可见“逸”的格调之高。“逸”格，具有不拘常法，纵任无方的艺术特征，它是一种非人工的超脱尘俗的韵外之致。并且从“能”格进到“逸”格，是一种客观迫向主观，由物形迫向精神的升进。升进到最后，是主客合一，物形与精神的合一，具有“逸”格的书法是人的心灵自由洒脱的表现。这也是中国书家的终极追求。从中唐开始，“法”已趋向衰落，而到晚唐则已成为昨日黄花，几无地位可言。释亚栖便公开宣称：“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晚唐五代书法领域，“逸”格对法的荡涤，不仅确立了“逸”的审美主体地位，也为宋代的“逸”格品评奠定了基础。 “逸”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精神境界在艺术中的反映，各种表现之间其实界限比较模糊，所以《宣和书谱》中作者对“逸”作出区分的良苦用心，除了反映了时代的书学倾向外，也能反映出作者审美上主观的好恶。不过总的来说，足见作者对“逸”的审美因素的重视，其中“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