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如何让公众满意..docxVIP

反腐，如何让公众满意 ? 2010年 12 月 29日中国发布首部反腐白皮书《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根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宣称 2003 年至 2010 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 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 51.9%提高到 70.6%; 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 制的比例，从 68.1%上升到 83.8%。白皮书出来之后，许多网友质疑统计数据的由来：自己 包括许多熟人从来就没有被调查统计过，统计数据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质疑背后隐藏的其实 是不满。说真的，我也没有接受过反腐满意度的调查，不敢对统计数据妄加评论，但我倒 是想对反腐问题提点不成熟的想法。 中国反腐，历来有两种手段：一是杀鸡儆猴，二是思想教育，但历史证明这两种方法 有用但都有限。历史上的朱元璋极其愤恨贪官，治贪也最为残忍严酷：“凡守令贪酷者， 许民赴京陈诉 ; 赃至六十两 （白银 ） 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 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以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 惊心” （ 《二十二史札记》 ） 。除了对贪官剥皮示众以儆效尤，朱元璋还以身作则将贩卖私 茶的女婿欧阳伦处斩，更可谓罚不避亲。但即使如此，贪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而且明朝还成为中国历史上贪污腐化比较严重的朝代，政治腐败最后是成为其灭亡的主要 原因。朱元璋曾说“我欲除贪赃官吏 , 奈何朝杀而暮犯 ! ”“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 犯同罪者 ; 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 , 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 罚之愈重 , 犯者愈众。”表明他的无奈，也证明杀鸡儆猴手段的效果有限。第一种手段既然 收效甚微，第二种就更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现代反贪，也似乎没有高明到超越历史的地步。从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 开放后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陈绍基、许宗衡、王华元等等，该毙的毙了，该抓的 抓了，腐败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落马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职位级别越来越高，除了表明 政府治理腐败的决心之外，还说明贪官并没有被吓倒，还在前赴后继的出现。以河南省交 通厅为例，前后三任厅长接连落马，第四任厅长又于 2011 年 1 月被纪委双规，眼见得厅长 “接三连四”连续腐败发展成为“习惯性流产”的顽症，人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痛心 ! 显著 的例子还有，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敛财 6800 万，而该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及正副市 长，连同市委宣传部长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都因贪污数百万到千万甚至挪用公款上亿 元共同落马。班子主要领导集体腐败，市委书记腐败，市长腐败，纪委书记腐败，宣传部 长腐败，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 请问体制内怎样互相监督 ?这只是一个市级的集体腐 败，可以由上级领导来治理，如果有更高级的集体腐败谁来管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出 现最高级别的集体腐败谁来管 ? 不管是连续腐败的习惯性流产，还是集体腐败的家族病，都在提醒我们不能把反腐的 手术刀一味割向流产的胎儿和病人，关键还要充分检查胎儿的父母、病人的家族，意即体 制问题。中国现在的治贪方式还是依靠权力者自上而下的自我治理，权力互相监督的横向 制约作用微乎其微。对于官员腐败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腐败案件，同级的纪委、反贪局和 公检法等监察部门束手无策形同虚设，必须通过权力更高的上级领导直接或责令下级有关 部门查处，这既增加了腐败案件的举报和查处难度，也为权力更深的腐败造成机会。我们 可以推断：上级能够责令调查案件，也就有权庇护责任人，特别是上下级有连带责任的情 况下更是如此。古话说“官官相护有牵连”，这种关系要么是经济上的牵连要么是政治上 的人身依附。所以，仅仅依靠官员自我监督或者具体说是大官监督小官的反腐治贪手段没 有突破历史的窠臼，效果也不可能满意 ! 以曾案为例，曾锦春在担任纪委书记的 11 年间不断受到举报，但丝毫未受影响，自称 “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三不倒”书记。就是在提拔曾锦春做郴州纪委书记之 初，反映其问题的材料就已达两米多高，但曾还是得到提拔升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2006 年之前，湖南省纪委曾三次派人到郴州调查曾锦春，当时的结论是：曾锦春是一个基本合 格的纪委书记。一边是举报者的人头被悬赏 10 万重金有家不能归，另一边是上级纪委漫不 经心走马观花的调查报告，权力民意孰重孰轻可见一斑。直到 2006 年 7 月中央领导人在新 华社披露曾锦春罪行的内参上批示后，曾案才得以全力查处。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因为 政治体制的弊端，那些为非作恶的腐败分子往往依靠金钱或人身依附关系寻求权高位重的 领导做后台，因而根深蒂固关系众多。有人举报问题，往往是上级袒护，下级畏惧，同级 则明哲保身。在这种权力互相维护，监督部门难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情况下，人民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