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动视域中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构建.docxVIP

跨境流动视域中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人才高地，促进城市群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本质要求是三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融合发展。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挥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体系显得格外重要。协同发展理念已经广泛渗透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之中，“共生共赢”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需要具有大局意识，承担国家责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是湾区人才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力。因此，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深入开展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构建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獻回顾 社会流动①作为一种个体决策模式，其本质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流动属于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渠道，既可以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又会通过影响教育培训等方式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社会流动是一个简单的再社会化过程，个体差异会导致阶层流动时的文化适应呈现不对称特征。社会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分为自由流动与结构性流动。自由流动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地位、职业变化或地区移动;结构性流动是在某些社会结构层面上发生的社会流动， 往往会导致社会结构或人口地区分布上的重大变化。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较早地对社会流动进行了研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父辈先赋因素和子辈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的地位获得模型，发现美国社会代际收入相关性很弱，美国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大陆。费德曼等（Featherman，et al.）运用分类式流动表和对数线性模型对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李普塞特等（Lipset Bendix）使用职业流动表的定量方法研究社会流动，发现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整体流动模式非常接近。梭伦（Solon）利用美国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数据，对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国内关于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展开。社会学主要从研究静态的社会分层深入到动态的社会流动，从代际职业流动反映社会流动;经济学则从研究静态的收入分配扩展到动态的收入流动，从代际收入流动反映社会流动。陆学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的五次社会流动，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格局。龚维斌认为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家庭传承或人力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离不开社会制度，我国社会从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必须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如果缺乏流动性就会固化社会利益结构，将会造成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 协同（Synergy）是围绕创新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助、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行为，其本质为一种管理创新。协同不但有合作之意，而且表达了管理学上“1+12”的协同效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提出了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概念，他认为协同创新源于参与者基于同一目标的诉求，进而形成虚拟化网络小组，借助通讯网络对彼此的工作状况及时交流，最终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博纳科西等（Bonaccorsi，et al.）从经济学和组织理论角度列出了六种大学-企业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协作系统包含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三要素。协同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交集，是系统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良性循环基础上由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协同发展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通过相互关系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二是强调不同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或者小于各子系统功能的简单总和;三是借助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新的时空结构或功能结构。 粤港澳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地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脉络、高校合作模式、国际经验借鉴、高校融合发展等方面。在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脉络上，粤港澳三地高校之间的合作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深化，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湾区高校合作存在不同的模式。从合作办学的性质上看，办学模式可归纳为分校区模式、附生式民办二级学院模式和中外合作办学三种模式;从高校职能角度来划分，可分为“单独招生”和“联合招生”的学生培养、师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