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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象学视域下人工智能对教师角色的重塑 202X年5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举办以“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引领与跨越”为主题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会议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在教师政策框架内动态地审视并界定教师的角色及其所需能力。人工智能工具要素的介入，影响着教师长久以来对教育的理解、判断和追求，在为教师赋能的同时，也在倒逼其进行角色重塑。在全新的教育场域中，教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教师的角色究竟如何重塑？有学者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将从“全才”转为“专才”，从“教练”转为“导师”;有学者认为技术与人之间是“器”与“道”的关系，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是“助手”与“师傅”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教师需扮演好数据分析者、价值引领者、个性化学习指导者等角色。 既有研究虽然提出了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教师角色的多重转变，但对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未深入展开理论辨析，对技术变迁在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化缺乏动态认知，未能全面地揭开人工智能重塑教师角色的价值规律和学理逻辑。在技术现象学“人—技术”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教师角色的关键是厘清教师与技术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演进规律。只有充分辨析二者的关系，以多维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场域下对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才能准确预测未来教师的存在方式和角色职能，从而建立起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教师—技术”生态观。 二、理论基础 （一）技术现象学理论概述 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流派纷至沓来，现象学以其独特的先验还原方法对技术进行透视，形成了技术现象学（Technology Phenomenology）思想。人在使用技术与世界打交道时，知觉被技术物“干预”和“调整”，这既是知识产生的基础，又会对人所获事物带来非中立性的改变。胡塞尔（Husserl）的先验主义哲学在现象学中起奠基作用，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存在與时间》中揭示了现代技术的本质为“座架”（Go-stell），它作为人认识世界的中介有促逼、订造的作用，形成了“人—技术—世界”的现象。阿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在《技术与现代生活的特征》中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Life World）起到“展现”和“遮蔽”的作用，并提出设备范式的概念用以解释“人—现代技术—生活世界”的关系。 唐·伊德（Don Ihde）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鲍尔格曼的技术哲学思想，成为技术现象学流派的典型代表。他在《工具实在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中认为，技术是人认识世界的中介，具有“形式指引”或“指向结构”的作用，此时技术的意向性是“以技术为中介的意向性（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Intentionality）”，强调技术在揭示世界时起到的“居间”（Mediation）作用，从而形成以“人—技术—世界”为雏形的四种意向性公式，用以解释人、技术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代表人的意向性，“—”代表共生关系，“（）”表示括号内为一个统一体）。 第一，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其意向性公式为“（人—技术）→世界”。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工具，直接参与人们的知觉活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在使用过程中与人们融为一体，这种不为主体所察觉的技术也是吴国盛在《技术哲学讲演录》中所提到的 “自我隐蔽性”，比如我们平时戴的眼镜，只有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眼镜本身。 第二，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其意向性公式为“人→（技术—世界）”。技术不直接参与人们的知觉活动，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指示”，人们对技术所展示的内容进行解读。此时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世界未必总是真实的世界，比如温度计的度数，人们依靠主观经验对温度计“指示”的度数作出判断，在技术的指挥下感受和认识世界。 第三，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 ，其意向性公式为“人→技术—（世界）”。技术作为独立的个体，变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它者。比如ATM机，人们进行存储操作时机器成为独立个体开始运转，此时世界成为情境和背景，技术就作为人随时打交道的前景（Foreground）和聚焦（Focus）的准它者出现。 第四，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 ，其意向性公式为“人→（技术）—世界”。技术转移到幕后，融入人们的背景生活，比如空调，空调系统开始运转时，技术物脱离人们的视线，进行不在场的运转，也就是现象学中所说的“缺席”（Absent），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二）教师与技术关系变迁的现象学解析 一般认为，教育技术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口耳相传到文字印刷，从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