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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光辉开端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曾经制造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八角亭”厂房 /figcaption /figure 1954年7月3日，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教练机“红专-501”飞机成功完成首次试飞。这一天，成為新中国航空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1954年：战争阴霾并未远去 1954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六个年头，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共和国百废待兴。这一年，国家转入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施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重点工程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快速发展。这一年，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北京、莫斯科之间的直达旅客列车正式通车，北京至平壤和平壤至北京的直达客车正式通车……这一个个喜讯，让刚刚摆脱战火的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和欢欣鼓舞。 然而，战争的阴霾并未远去。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与台湾当局联系愈加紧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在这一背景下，9月3日，人民解放军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11月14日，人民解放军浙江前线海军部队击沉国民党军护卫舰“太平号”。 12月3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推向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边缘。对此，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向全世界宣布该“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一方面要加速经济建设提升国力，一方面要解放台湾维护国家统一，两项任务都是重中之重。特别是解放台湾，最为紧迫的是需要大量的飞机和飞行员，而训练飞行员又需要大量的教练机。之前，空军各航校和部队的教练机，主要来自苏联的援助。然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总依靠别人过日子！因此，尽快建成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体系，既是一种长远的战略需求，也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周恩来：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制造自己的飞机。然而，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留下的是一片战争废墟。旧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仅有的几个航空修理厂，由于战乱，其设备不是被拆走就是被破坏。在这样的基础上，怎样才能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航空工业？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空中支援，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事宜。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等问题。这两个重要会议，决定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 在作会议总结时，周恩来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从而明确了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 西花厅这两次会议还决定由何长工、沈鸿和段子俊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商请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而且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财力有限，所以周恩来一再强调：开始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打仗，原则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这是充分考虑国情的决策，更是具有远见的安排。 赴苏谈判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内容展开： 一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中方首先提出了由修理到制造的基本方针。苏方对此不理解并表示，这次谈判只谈修理，制造是以后的事，可先不考虑。中方反复强调，航空建设要有长远观点，要从发展角度考虑由修理向制造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1950年12月，周恩来决定由何长工，沈鸿和段子俊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商请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图为赴苏代表团成员与驻苏使馆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段子俊，左三为何长工，左四为沈鸿 /figcaption /figure 二是修理的规模。双方很快就此达成了共识：确定1951年修理飞机500架，发动机2000台，主要机种是米格-9型飞机、米格-15型歼击机、图-2型轰炸机，以及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