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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与理论论争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政治哲学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扮演的问题;政治科学则从经验分析出发，对国家和社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论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论争息息相关，如何认识并把握其内在规律对提高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一、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状况简述 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颇多，观点多与学者自身研究背景相关。王建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中从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分别来论述每个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前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由“一元论”转向“二元论”;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复杂，“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多元化理论体系。庞金友在《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中提出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是研究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这两条路线的极端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国家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具有温和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罗兴佐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中探讨和区分了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李世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发展趋势》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然后通过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比较，得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由同一走向分离的结论。连朝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中提出治理理论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一种调适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样式，但治理理论下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黄冬娅更偏向抗争政治的研究，她在《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中主张将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区分为“稳定的政治结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变化的政治背景”这三个概念层次，进而讨论这三个概念层次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笔者在借鉴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进行了仔细的爬梳，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 （一）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起源 在古希腊时期，由于城邦功能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国家与社会的划界尚不明确。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城市，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以神庙为中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独立的城堡和周围的村社组成。彼时，国家与社会功能尚未剥离，对于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而言，城邦兼具着国家和社会两种属性。一方面，公民依赖于城邦提供的稳定和安全的环境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城邦是公民阶层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公民在此参与公共活动。在城邦中，公民“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国家，战时献出鲜血，平时献出年华;他没有抛弃公务照顾私务的自由……相反，他必须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316。因此，在古希腊，义务优先、道德至上是公民身份最显著的特征。理想的好公民必须把公共事务放在第一位，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并通过承担公共职位、参与公共事务来体现自身价值。 （二）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古希腊将参与公共事务看作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种情况在古罗马时期大有改观，古罗马将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视为公民的权利，这种转变归因于古罗马时期更加注重法律的传统。随着古罗马不断扩张而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在帝国内部事务的处理上也更具复杂性。第一，公民身份的划定问题。由于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由平民扩展到被征服的外邦人群体，最后演化成了具有一种普适性的身份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罗马的文化更具包容性。第二，民主的实施情况。随着新征服外邦人口的不断注入，公民阶层不断扩大，继续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已达不到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成效，于是在古罗马时期由间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公民不再像古希腊时期那样注重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转而把活动视角由公共领域转入私人领域，去争取各种权利，并最终在法律层面上得以保障，这是古罗马时期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源头。由于国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分化，并在启蒙运动时期完成彻底分离。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背后的理论之争 （一）国家社会关系与自由主义的演进历程 尽管自由的概念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存在，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却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思想家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自由主义的这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保守自由主义或者称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