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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方法论意义的探索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 从20世纪60年代起，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趋势，波朗查斯于1968年出版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一书，奠定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英国社会主义学者密里本德于1969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1976年出版《论国家》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行了详尽阐释，尝试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系统化，并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消灭阶级理论、国家消亡理论、打碎旧的官僚国家机器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问题。阿尔杜塞虽然没有系统地探究国家问题，但在1970年法共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奥菲等人深入研究了“福利国家”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入了新阶段。斯考切坡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推动了政治学中“回归国家学派”的形成，并最终促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形成。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杰索普于198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第一次浪潮的集大成者。202X年，杰索普又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并提出了“国家治理”概念和“元治理”概念，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复兴与发展。 二、工具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对国家进行阶级分析的两种范式 英国杰出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密里本德所创立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出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该书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政治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罗斯指出，此书使“国家”概念重新回归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其他任何单行本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难望其项背。它是用阶级理论分析现代国家阶级本质的首要范式，主要论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把国家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的阶级”①。 密里本德通过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上述论点进行了论证：资产阶级在现实中是指占据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阶级人群，如美国当地资产阶级的所有焦点都聚集在50家最大的金融组织和 5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上，这些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比例不到10%。这些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除了享有美国社会的大部分权力外，还占有部分其他阶级无权享有的权力。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决定性的政治权力及其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占有的主控地位确保了该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在政治上的决策权。② 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即通过占领政府、行政机构、强制性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中的领导地位来巩固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他们所掌握的职位数目便成为衡量其统治地位的标志。而一系列特殊的组织机构聚集在一起，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了国家系统。国家系统由五个具体的元素构成，每个元素又由一些特定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包括政府部门、武装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警察部门、司法部门等。 但是密里本德认为，“获取了政府的权力就等同于攫取了国家的权力”③ 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政府或许能成功地控制议会，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够同样地掌控武装力量。如密里本德所指出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可以代表国家并得到国家权力的若干授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有效地掌控权力”④。“这些机构本身含有国家权力，因此在每个机构中占有领导地位的人就有能力用这些机构来发挥国家的权力”⑤。 尽管密里本德在他的分析中极力强调统治阶级掌权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大多数发达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获得对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密里本德经常引用考茨基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资产阶级虽然是执政方，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掌握了统治社会的工具，国家仍具有相对自主性。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点，密里本德对此进行了说明并指出，不能认为只有波朗查斯才谈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治理机构、官僚机构的分离以及后者权势的扩大、国家各项决策权逐渐向治理机构、科层机构的转移、集中之势。 结构主义国家理论是用阶级理论方法分析国家的另一具体范式，其代表人物是波朗查斯。在1968年出版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一书中，波朗查斯运用阿尔杜塞的“多元主义决定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进行了分析。波朗查斯认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由几种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其中，一种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它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素所构成的，其中经济要素起决定作用。生产方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