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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集团怎样搞垮苏联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损毁表现在两方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抵制改革，直接阻挠了传统经济机制弊端的革除，使这些弊端积累；为了谋取新的私利，形成“分利坏效应”，使社会动力改变，放大了传统体制弊端。这导致戈氏改革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已经发生偏转。 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其制度剧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丧失改革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方向创造了条件”之说能够成立吗?从被誉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关于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理论中，我们来寻找答案。 奥尔森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兴衰探源》中，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并不认为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因此其本质是“分利集团”。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奥尔森的研究结论指出，如果一国具备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性发展的政治环境——“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被入侵”，就会使“分利集团持续发展”。奥尔森进而研究了分利集团对国家经济发展消极作用的机制：“分利集团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效率与总收入的下降”；分利集团为了既得利益延缓全社会运用新技术；分利集团“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维护集团利益；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必然运用院外活动争取立法提高其成员收入，活动的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这种示范效应使企图获取更多收益的分利集团越来越多，从而改变了社会动力：“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该国的生产增长受到阻碍，社会经济出现僵化衰退。 奥尔森指出，反之，如果一国不具备或破坏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比如遭遇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分利集团就会被削弱或被废除；这样的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二次大战以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 利益集团改变了苏联社会动力 正如国内外学术界评论的，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他的理论解释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与苏联兴衰的关系，可以找到以下的分析路径。 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代表的是少部分人的利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即分利性集团。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利益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作为苏联人民的一员，领导干部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在改革面前，二者的利益也发生了明显的分离。十月革命后初期，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曾共同面临着苏维埃政权被资本主义世界绞杀的威胁，因而具有“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观。而二战以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强大，苏联社会面临着对集权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致使利益集团成员开始具有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由于他们在工资、住房、交通、医疗、商品供应等方面的特殊生活待遇，以及垄断权力的“伴生物——礼品、贿金、相互利用等等”，只与是否拥有领导职务以及与职务级别的高低有关，而向企业下放管理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改革将削减其权力，甚至剥夺其职务——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对于老百姓所拥护的改革，利益集团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他们维护的是少数人的私利，成为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分利集团。 其次，奥尔森认为，一国具有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分利集团获得持续性发展，是分利集团影响国家兴衰的必要条件。苏联的情况恰恰如此。二战以后，苏联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尤其赫鲁晓夫下台，干部任期制取消以后。分利集团获得了稳定、持续性发展的政治保障，逐渐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上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第三条分析路径：利益集团的谋私行为改变了苏联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方向，而这种改变是通过利益集团以权谋私产生的“分利坏效应”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既以各种方式反对、抵制改革，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三种途径谋取新的利益。第一种，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以期谋得更高领导职位，得到更高级别的权力、生活待遇和更多的权力伴生物。第二种，进行院外活动，使指令性计划做出有利于本部门或地区的改变，争得项目和资金。第三种，以权谋私，非法获得经济利益。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通过这三种途径谋利，以小成本博取大收益，他们的行为被社会知晓，在社会上不断传递以后，人们起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