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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复古倾向 梁启超、鲁迅等人以小说启蒙国民改良社会，小说观念发生现代性转变，中国古代笔記、传奇、话本以及章回等传统小说形式逐渐统称为小说（Novel）。这从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文体意识的血脉关联。以致我们今天面对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针对其抒情叙事的特点，以及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提出微型小说应“纸短意长”①，可以散文化、诗化、议论化，弱化情节和人物②等小说文体模糊化问题时，西方小说（Novel）的观念与之产生了抵牾。这种抵牾是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复古倾向的表现，我们有必要探寻并分析其原因。 一、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兴起 之反思：“短书”的民间推广与普及 微型小说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界发端，经过70年代的新兴、发展，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繁盛。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以及东南亚各国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速有着密切联系。微型小说选取“大千世界的一片段和一转瞬间”、“知微见彰”，故事具有趣味性和哲理性，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忙碌，节奏急速”的创作和阅读需要。④另一方面，与华文报刊因香港及东南亚当局对华政策的调整而得到发展有关。1945年至1950年，东南亚出版的华文报刊有一百多种，达到华文报刊的鼎盛期。⑤华人办报除了表达政治意图、谋取经济效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受对华政策的影响，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曾一度中断，华文作家和读者群体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报纸副刊在谋求新闻以及广告效应之外，以微型小说、框框杂文、短诗来填充报刊空白，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同时也进行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的推广与普及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与东南亚华文报纸的副刊对文学以及文学评论的重视使得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及东南亚过半的华文报刊杂志都刊登过微型小说，有些报刊还开辟了微型小说专栏，并联合商家举办微型小说大奖赛等方式推广微型小说。 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认识到微型小说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表现出对微型小说创作的积极偏好。印尼的袁霓曾说：“在所有的文体中，我最喜欢写小说（指微型小说），因为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我可以主宰，我也可以通过小说去表达对世情的不满或愤慨，而不会伤到任何人。”⑥泰国的司马攻说：“我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尝试了好几种文体，算是一个文学杂工。在文学创作中有苦有乐，唯令我大苦大乐者，微型小说也！”⑦香港的秀实更是直白：“写极短篇，我尝到写诗和散文时没有的愉快。”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大多并非专业作家，而是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学又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社会各阶层情况，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深刻体会的亦商亦文的作家⑨，因而其微型小说创作题材内容世俗化的民间立场也更为突出。 从接受传播的角度而言，微型小说对华文报刊的繁荣具有推助作用。据刘以鬯回忆，从1945年到2021年，他除了在《快报》《星岛晚报》《银灯日报》《恒报》《新晚报》等报刊开设微型小说专栏，“还不时为其他报刊撰写微型小说。”⑩东瑞也提到20世纪“受报纸编辑部之邀写稿，给《快报》写得最多，差不多每天一篇或两天一篇。”{11}司马攻曾指出：“微型小说的市场不成问题，而重要的是作品本身。”{12}这与当时华文报刊林立，为了竞争读者市场，各报刊主动约稿有关。作者、报刊、读者间形成微型小说创作、刊发与阅读，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了华文报刊与微型小说的同步发展。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报纸副刊的宣传推广，作者民间立场的文体偏好，题材内容的世俗化，以及读者快餐阅读的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华文微型小说在民间兴起。这与梁启超、鲁迅等人受日本或东欧小说观念影响，试图以启蒙国民、改良社会的精英政治意识推动小说发展是不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与班固所说的“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3}有相似性，即小说源自民间，表达民间立场。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微型小说与先秦两汉以“短书”面目出现的小说形态具有一致性。这种源于民间的短书体式在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过程中既有适应时代需要的短小灵活的优点，也存在难以营造曲折情节和深入刻画人物形象等不足。为了弥补不足，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出现了小说文体模糊化的复古倾向。 二、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 创作的复古倾向 国内微型小说研究注重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微型小说这一古已有之的文体，以西方现代小说（novel）——虚构的叙事散文（fiction written in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