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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中推进 受访：翟俊杰 访问：何尚乔 时间：2021年2月 地点：八一电影制片厂 何：翟导演，我看过一些有关您的资料，请您谈谈自己的简历。我想这些或许对您的电影创作、当然也包括您的电视剧创作会有直接的影响。 翟：一个人的经历不是或许、而是肯定会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影响。我是河南开封人。开封，历史上曾为魏、后汉、后晋、后周、宋、明、金七个朝代古都。这座古城人杰地灵，文化积淀丰厚，像包公判案、岳飞抗金、杨家将保家卫国等故事千古流传。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辈兄妹七人，祖父分别为他们取名淑华、振华、兴华、保华、爱华、喜华、育华。父亲翟保华19岁参加抗日救亡演剧十队；二姑爱华、四姑育华都参加过进步戏剧活动。解放后，四姑成为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代女播音员。祖父翟凤鸣受过日本人殴打，父亲曾被关进日本宪兵队遭受酷刑，我的二舅参加抗日牺牲在太行山区。我1958年参加工作，1959年参军，任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员。说是演员，除了慰问部队，大量时间是参加平息叛乱、押送俘虏、开荒种地、骑马行军和民主改革。1963年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就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文化处任编辑、记者。在军报工作9年，虽与艺术创作无缘，却因工作得以遍走大江南北、边疆海岛。更重要的是我在那段时间里结识了许多可尊敬的老同志，在异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1976年经忘年交黄宗江先生力荐，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任编剧、文学部主任兼《八一电影》杂志主编、导演。1982年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一年。我的经历使我获得了三个情结，一是爱国情结，拍《血战台儿庄》时，我就想到过我的祖父、父亲被日寇毒打，想到姥姥说二舅悄悄离开家去参加抗日，从此天人永隔。二是四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使我有着很深的军人情结。三是文学情结，喜欢读书，喜欢读史，也喜欢写点东西。 何：所以，您的影视作品多是表现战争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对吗？ 翟：其实我也喜欢其他题材的创作，譬如我也导演过表现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脱困的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和《挺立潮头》，轻喜剧《冰糖葫芦》。我很喜欢喜剧，甚至是古装戏，我自信也可以拍出点意思来。但是，作为一名军队的电影工作者，我在创作中首先遇到的往往是战争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是我责无旁贷应当力争拍摄好的一类影视作品，也可以说是我的爱国情结、军人情结使然。从《血战台儿庄》《大决战》《金沙水拍》《七战七捷》《长征》《西藏风云》到《惊涛骇浪》，除了后者为现实题材，在我的作品中，战争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何：从您的经历和年龄来看，您应该是属于“第四代”导演吧？ 翟：按我的年龄，应当说与“第四代”导演相仿，然而我又似乎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搭上的只是年龄的末班车。“文革”使我失去了整整十年的可能会在电影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岁月，之后的几年又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做导演工作。我的艺术成熟期恰恰是与“第五代”导演集体崛起的时间重合在一起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在十七年间与这两代导演共同经历了政治改革和经济腾飞。“第四代”导演以“精英话语”所掀起的革命性的浪潮影响着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而“第五代”导演则以其更为大胆，甚至是叛逆的态势集体出现在中国电影面前，他们所带来的对电影语言,特别是叙事造型及影像表意的追求和大胆诠释，令中国观众和全世界为之一振。我工作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年代，我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地与他们的作品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又因为我的作品多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而又产生许多的不同。 何：请先就您的几部战争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具体谈一些体会。 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因其题材的特殊性而通常以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为主要组成元素，它不仅肩负着对“史”的正确表述，同时，更承担着对“史”的完美、细腻且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是题材的性质而不是场面大、投资大决定了这类作品应当具有一种史诗风格。我认为，在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同时应当对历史内容及其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艺术性的探索，不仅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事件和表现出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要正视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史料”进行选择、概括和整合，这样才能使作品脱离对历史单纯性的“模仿”，从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风格”。 《血战台儿庄》这部影片所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影片应当宛如一幅幅尘封已久的老照片，这就决定了影片的色调忌新，必须消色，于陈旧中显示出一种凝重感。在结构上，影片采用“顺时针”的结构方式，依据历史事件的发展层次环环推进。叙事质朴无华，历史感扑面而来。即使旁白，亦取中性，避免强烈的感情色彩，仿佛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