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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月派小说的诗化特征 处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新月派与中国传统诗学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新月派小说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平淡和谐的审美特征，非常符合中国的古典诗学。“无巧不成书”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作品中没有剑拔弩张，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纠葛，作家也都表现得相当冷静，实现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并且以颇具东方神韵的意境营构出来，其意蕴与形式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圆熟程度。 新月派作家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他们通过抒情性的语言、意象、意境的选择营建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小说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一种儒雅的古风和婉约的美感。新月派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从从容容中出场的，很自然地走到自己的制高点上。他们的小说有着陶潜诗一样的冲淡，同时又渗入了孟浩然诗的典雅清丽，使我们在文学的百花园里看到这朵具有东方诗魂般的奇葩，也看到一个古老民族鲜活的历史生机和对于新时代的审美选择。 一、古典诗美与诗化 古典美学家黑格尔认为诗性是一切艺术所共有的特性。新月派小说与传统小说发生了位移，具有了一种诗的特性。传统小说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作家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向读者讲故事，品评人物，进行扬善惩恶的教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要通过人物的所作所为来显现。新月派小说对这种布道式的小说模式实现了一个历史的否定和超越。他们的小说，要求读者参与到阅读过程中来，实现作家与读者的精神对话。正如歌德所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勘它，都是探不到底的”，因为它蕴含着“诗的精神”①（p179）。新月派的小说具有诗的内质，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得到的是读诗一样的艺术享受。 新月派作家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着力追求气韵的含蓄和心境的内在和谐。他们的小说没有起承转合、逻辑严密的情节，笔下的一切都非常恬淡，淡然中凸现出一种氛围，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达到了一定的契合。平淡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最高境界，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庄子·天道》里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少年为赋老为文，少年喜欢堆砌绮丽的词藻，老年时摒弃浮华，除去躁心，更易接近人本初的心境。感情浓缩节制，言辞温文委婉，无不浸染着传统美学中那种温柔敦厚的艺术特质，将含蓄、朦胧、丰富的底蕴镌刻在欣赏者的想象中，虽淡远，却具有更强的艺术审美感受力。新月派作家对生活采取了疏离的态度，他们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因此屡遭被讨伐的命运，文学史上曾有过一段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公案。1938年12月梁实秋接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在《编者的话》里，他写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②(p1)作为新月派理论家的梁实秋更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无巧不成书”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作品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神韵，既反映现实生活，又致力于艺术升华，给人以美的文学享受。 二、意境与诗化 就文学表现的类型来看，中西诗学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诗歌历来以抒情为主，而在西方，诗歌的最高典范是戏剧和史诗。抒情小说是与史诗同质的，它既然不以刻画人物典型为最高目标，“造境”的成功与否就成了品评作品优劣高下的尺度。新月派小说充满诗意，这种诗意体现在作家对意境的追求和创造上。 沈从文很自然地把“意境”从诗歌的美学范畴引入到小说创作中，《边城》的开头两句话便创造出一个和谐恬淡的意境，开篇就传达出边城古朴宁静的气息，这便定下了小说的基调，全篇都笼罩在这淡远和谐的审美氛围中。沈从文用流水一般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开拓小说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理想水乳交融的意境。往往简练的几笔便能托出一个诗境。 凌叔华在绘画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而意境高低又是品评诗画的一个重要尺度。凌叔华的诗化小说就像一本大画册，包罗万象，其中每一幅画都含有灵活、流动的意象，组成一幅幅恬淡平和的画面，呈现出一个个悠远宁静的意境。凌叔华像画家一样写意，她的小说多从亲情、人性的角度切入，绘画因素的渗入，更显现出意境的淡远，《花之寺》、《绣枕》都显示了其不俗的艺术修养。 新月派小说建构了和谐恬淡的意境，构成意境的意象都经过了作家有意识的选择。在新月派小说文本中，刚劲有力、带硬度的意象是读不到的，码头、小篷船、绅士客厅中的小道具进入了新月派作家的审美视野，这些意象本身就传达出一种抒情温馨的信息。和谐冲淡的意境是我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较为稳固的心理结构形态，新月派的小说文本，在其审美结构的深层接通了最隐秘的传统文学的敏感神经，从而建构起小说创作的文本规范和审美秩序。 三、虚化与诗化 语言作为诗性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