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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作品中的说者形象 近年来，在反复阅读巴赫金的论著时，他看待话语现象的一道独特目光，也引起了我格外关注。这就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言谈的话语世界，究竟是“谁在说话和对谁说话。所有这一切决定着表述的体裁、语调和风格，如领袖话语、法官话语、老师话语、父亲话语等等”①。只是我们作为日常话语的说者，对此已经习焉而不察，所以就很少追问：比如在科学论文背后，是否含有一种学者的说者形象，在公文语言背后，是否含有一种官员的说者形象，在法律文书的背后，是否含有一种法官的说者形象。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话语世界中的“说话人以谁的面孔讲话，为何（即在何种情景中）讲话”②，这样一个十分复杂却饶有意思，值得我们深入揭示的说者形象的课题。 应该说，巴赫金早已揭示的说者形象这一研究对象，在汉语学界至今仍未引起足够关注。其实，说者的形象不仅是人类话语世界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涉及人们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仅把视点聚焦在文学领域，侧重结合李娟散文写作这一典型文学个案，谈一下我对作家在作品中的说者形象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其中把李娟的写作和那些同属于汉语跨族际写作的作家相比，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说者形象，不同的作家面对共同的言语对象时，也会呈现出相同或不同的说者形象，同一部作品的作者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也可能会被解读出不同的说者形象，作家在作品中可能具有的说者形象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了多样性、独特性、复杂性的研究课题。 巴赫金很早就独具慧眼地指出：日常话语的说者和文学话语的作者（他扮演着整个作品的说者角色）虽然同属于话语的说者，但前者对自身的说者形象往往都会习以为常，因为说者的言语意识已经习惯于指物述事这一实用目的：“如果这时形成了说者形象和语言形象，那么这一点并不属于言语的任务。说者对这种形象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将之告诉听众（如果他不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话）。”③但是在文学创作的作品中，“这里有许多个说话者，而同时却只有一个说话者（即作者）”④。这后一个层面的说者，即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与生活中的说者相比，恰恰具有着一个明显的特性所在：这一说者从事写作的一个自觉目的，正是塑造和描绘在言语谈吐上更加典型、生动、独特的说者形象。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巴赫金也进一步提出了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作家在倾心描绘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他自身作为语言描绘者的说者形象，也会自觉不自觉，或明或暗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但是当我们带着这种目光，反观目前的汉语文学研究领域，却又不难发现，在文学研究者的常态视野中，谈到文学形象这类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指被作家描绘出来的各种文学形象，而作家作为文学话语的说者，他本身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说者角色，呈现着什么样的说者形象，这类问题却被丢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的盲点。 谈到作者之我的说者形象，巴赫金格外提示：属于人的任何“形象”，都是被人创造的产物。这里当然不能把作者其人的相貌、品性、言谈之类的个人形象，与他在创作中扮演的某种说者形象混为一谈。因为那个伏案写作，原有着真实自然人身份，活在自己生活中的作者其人，原本就是生活中固有的，而不是通过文学方式被他创造的产物。所以这里所说的作者形象，借用巴赫金的术语表述，应该是由“第一性”的作者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某种“第二性”的作者形象，这个第一性的作者和他第二性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属于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作品之外的作者和他在作品中投射的形象之间，的确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割断了这种血肉联系的作家，是一个只会用假嗓子说话的作家），但是，尽管有时候真像是文如其人一样，第一性的作者与其在创作中扮演的说者形象仿佛就要融为一体了，后者几乎成了创造者其人看似逼真的替身或化身，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一种错觉，即人们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总是屡见不鲜。 谈到作家在作品中留下的说者形象，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我们平常的文学阅读经验中，作家笔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往往并不是作家本人的说者形象，而是被作家创造的那些谈吐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这的确是我们不难碰到的一个文学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这样一种原由：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也许具备创造生动人物形象的能力，还能讲出一些十分精彩的故事，但是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却可能缺少典型的、独特的自我说者形象的文学原创力。所以他们作为作家之我的说者形象，也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塑造形象的意义上可以说，作家近似于出色扮演各种人物形象的演员，但作家毕竟又不同于演员，演员虽能扮演不同的人物形象，自身却无法像作家那样，在创造不同形象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形成自我的说者形象。只是由于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写人论事时，最终只能为读者呈现一个时代最通行的、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