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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料历史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 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 ( 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 ) 。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 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 寨的吴哥 (Angkor) 、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 (Borobudur) 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 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 752 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 的历史资料。 ( 一) 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 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 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 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 类之中有数卷“乐志” ( “音乐志”或“礼乐志” ) 。书中对各王朝的 音乐 ( 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 ) 从历 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 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 ( 卷 141-147 乐典 ) 、《通志》 ( 卷 49、50、64 为乐志 ) 、《文献通考》 ( 卷 128-148 乐考 ) 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 《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 1921 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 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 ( 乐类共 16 个条目， 32—34 卷) 、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 ( 乐类 42—44 卷) 等 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 ( 唐) 、《文献通考》 ( 元) 、《唐会要》 ( 五代 ) 等与“二十五史”乐志 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 ( 战国 ) 、阮籍的《乐论》 ( 三国 ) ；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 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 ( 唐 ) 、蔡元定的《律吕新书》 ( 宋) 、朱载 @①的《乐律全书》 ( 明) 、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 ( 清) 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 ( 东汉 ) 、朱长文的《琴史》、 朱熹的《琴律说》 ( 南宋 ) 、朱权的《神奇秘谱》 ( 明) 等；另外从断代 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 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相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 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 ( 清彭定求等 ) 《全唐诗》，相关 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 @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 等。相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 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 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