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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伟大成功，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事实上差不多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持续进取的过程的话，那么就不仅应该庆祝改革的成就，还要反省改革的不足；不仅要总结改革都作了些什么，而且要摸索改革没有作什么。更进一步地讲，什么原因一些情况改革作到了，另一些情况改革没有作到？那个地点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咨询题，我们才能更有远见，更明白以后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走。 用最简单的话讲，改革是从承包制开始，其成就也能够用“经济承包”这一个词汇来概况。然而，改革只进行了“经济承包” ，而没有进行“政治承包”。改革的深化，也必须从“政治承包”入手。 什么是“经济承包”呢？看看改革之初就明白：在打算经济的体制下，一切经济资源都属于国家；被档案、户口所治理和束缚的个人也是属于国家的。但国家又归谁所有呢？国家仅仅是“最高领导”的权力工具，其他任何人都对那个“国家”没有实际的所有权。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一个“最高领导”如何看管得过来？难怪当时有人讲，公有制实际上是没有人所有。其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都没有效率，大伙儿工作都不是为自己干，缺乏起码的动力。打算经济的失败确实是这么造成的。改革最初并没有改变公有制本身，而是把公有制下的资源包给个人；承包了这些资源的个人，在完成事先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后，把其生产所得归为己有，大大刺激了其制造力和生产力。实际上，这确实是在公有制下对产权进行界定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全然契机。 那么，什么是“政治承包”？我们还从打算经济时代讲起。既然公有制下一切都归国家所有，一切所以就应该由国家来管。国家通过一竿子捅到底的官僚体制，把社会牢牢地操纵起来。不管在政治权力依旧行政权力上，国家差不多上垄断的。这种绝对权力，表面上让当权者专门放心，事 实上则不然。因为国家治理社会，大部分属于行政事务，其目标无非有两个：第一，保证社会的差不多秩序；第二，通过国家权力从社会汲取财政收入。如果国家操管一切，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就要建立庞大的官僚机器（包括雇佣大量行政人员） ，治理成本专门昂贵；同时，官僚办事缺乏效率，在汲取社会资源上并不胜任，而且还会把利用国家权力所获得的资源中饱私囊。最后社会付出许多，国家却得不到专门多。甚至收上来的税专门难支付治理国家的成本。国家由此陷入破产的边缘。 所谓“政治承包”，确实是国家把这种行政权力包出去，在达到自己有限的目标的前提下，节约治理成本。例如对某一个县，国家与其养一大堆官，引来许多贪污腐化的埋怨，而且收不上多少税来，那还不如好好算算账：养这些官要花多少钞票，国家从那个县需要收多少税。然后鼓舞那个县的老百姓自治：只要你们把国家所要求的税额交足，保证当地的社会秩序，也确实是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国家就能够把当地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取消，让当地老百姓充分自治。如此，国家在保证了财政收入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还省下一大笔治理经费。再有贪污腐化等等咨询题，那也是地点上自己的咨询题，需要老百姓运用自治下的民主权 益自己解决，国家不必跟着背那个黑锅。简单地讲， “政治承包”确实是让社会来承包许多国家的功能，使政府不仅在经济领域后退，也在政治领域 后退。这一点，是改革没有作到的。有的仅仅是乡村民主选举这等柔弱的起步。 “政治承包”还不等于政治民主，而是政治民主的第一步。改革三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辩经济改革是否最终应该走向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又是个高度敏锐的咨询题。在那个咨询题上，各方意见也都容易走极端。一方面，保守派坚决反对政治改革，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毫无意义，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则有许多人把民主化简单化为仿照当代 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采取多党制、开始直截了当选举等等。 “政治承包”，则是试图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民主是中国进展的长期目标，应该主动追求。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在西方至少通过了一千多年的演化才达到了 今天的形式。君主立宪并不一定确实是现代民主。 《大宪章》时代的欧洲更谈不上多少民主。在十九世纪往常， “民主”在西方差不多上是个贬义词。然而，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采纳“政治承包”的方法解决了治理的咨询题，最终演化成了今天的民主。中国则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步取消了“政治承包”的形状，造成了当今民主转型的难局。因此，即使真要学习西方，也必须 有个历史的眼光，先进行“政治承包” ，并从“政治承包”的实践中，在中国社会进展出内生的民主。我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承包”的初期，中国 并非市场经济。现在中国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然而， “经济承包”如何讲推动着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 “政治承包”也有类似的功用，那确实是推动中国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 要讲现代民主的直截了当起源， 不能不讨论欧洲中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