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北大时代.doc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 黄艾禾　《新闻周刊》 2006年第05期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人中国教育史。 北大曾经的腐败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人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