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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台湾的酷儿书写：颠覆或妖化 台湾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酷儿风潮，以颠覆一切的姿态和耸动恐怖的另类情欲书写迅速吸引了台湾文化界与大众的眼球。台湾的这股酷儿风潮主要受欧美当时开展的酷儿运动影响而发生，但其时台湾性别抗争与同性恋议题的蓬勃发展，又为台湾这股酷儿风潮提供了必要的发生语境。 为阐释、演绎酷儿论述，“酷儿从文学、电影到小剧场剧作，逐渐建构起相对于主流文化的‘次文化’空间”①，其中，文学是酷儿文化发生的最主要场域。作为台湾酷儿论述最主要推手的纪大伟与洪凌都有相当丰富而多样的酷儿书写，纪大伟主编的《酷儿狂欢节：台湾当代QUEER文学读本》更是酷儿书写的具体诠释与范本。虽然他们采用耸动恐怖的另类情欲书写策略来迅速吸引大众的眼球，但事实上，颠覆一切的姿态才是他们更大的追求。卡维波就宣称“酷儿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一种运动路线、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个人风格、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选择。酷儿坚持的正是给予个人最大的选择空间”②。而纪大伟在讨论台湾“酷儿文学”的主要特征时也将“身份的异变与表演”③放在第一位。因此，对于台湾的酷儿书写，可以从颠覆与妖化的角度来予以比较全面的考察。 一、颠覆 （一）酷儿的“后”政治 二十世纪中后期最大的文化颠覆是两种“后”理论——后现代与后殖民，而且这两种理论又常常互相交缠，互相激荡。酷儿颠覆一切的姿态背后正是鲜明的“后”学身影，“后”才是酷儿最大的政治。台湾的酷儿书写中也很鲜明地呈现出这种“后”的酷儿政治。 洪凌特别喜欢消解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及主次关系。这样的主题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关于火柴的死亡笔记》以一对同性恋的关系来比拟主客体。“她”虽然爱“我”至深，却无法忍受自己只是对方的镜相而自杀。而“我”失去对方后，也日渐消沉，最终在“她”死后49天自杀而亡。小说的最后一句点明“她”名字是“ECHO”，更明确了这篇小说的主旨是主客体关系的辩证——“回声”、“镜相”最经常被用来象征理性哲学中的客体。“她”的死亡导致了“我”的死亡说明了主客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客体，主体亦无法存在，因此，主客体之间不存在主次、上下关系。另外，这篇小说中的“回声”产生了自己的灵魂，不再甘于主体之下的位置，因而用自杀行为来表明自己拥有主体性并抗议客体这个概念。《水晶眼》则最复杂地呈现了主客之间难分难解甚至是反客为主的颠覆主题。小说穿插讲述了在不同时代重复上演的三个同类型故事——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