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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苏俄作家皮利尼亚克在中国的接受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上，我们可以读到必尔涅克、毕勒涅克、比尔尼克、毕力涅克、碧尼亚克、皮涅克、皮里涅克、比理涅克的人名。经笔者考证，这些名字实为苏俄作家皮利尼亚克（Б.Α.Пильняк，1894-1938）不同的中文译名而已。 1926年，皮利尼亚克从日本来到上海，与蒋光慈、田汉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交往如今已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在了解国内皮利尼亚克研究成果时，笔者发现，对于皮利尼亚克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目前学界持有如下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最早介绍皮利尼亚克的人是鲁迅、任国桢。“据鲁迅一九二六年七月写的《马上日记之二》中所记，在鲁迅作序、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提到过皮涅克；而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写的《〈苦蓬〉译后记》中说到皮涅克是‘同路人’，这些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皮涅克的事了。”（丁言昭：《田汉与皮涅克》，《上海戏剧》1984年第1期）后来这一观点被人援引，如“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中”（孙海英：《“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南京师范大学，2021年）。王芗崎的《俄罗斯作家皮利尼亚克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林区教学》2021年第9期）也持相同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于1928年传入中国。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短篇小说集》中收入他的《皮短衫》一作，译者为叶灵凤”（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个性》一文，附皮利尼亚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目录。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悖翻译史实。在此，本文从生平事略和作品译介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皮利尼亚克在中国的接受作一考述。 从民国时期的翻译史料看，1923年，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已经传入我国。是年12月10日，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了《苏俄的三个小说家》。文中，他介绍了1917年至1920年俄国文坛状况，称这三年出版的作品微不足道，几乎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那时，俄国局势十分混乱。以蒲宁、阿·托尔斯泰、库普林、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为代表的旧俄作家纷纷远离俄国，留下来的作家则苟延残喘，无法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1921年至1922年，俄国出版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日渐丰盛。沈雁冰认为，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Vogau）、伊凡诺夫（Vsievolod Ivanoff）和李淀（Vladimir Lidin）是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作家。沈雁冰笔下的“必而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 Vogau）”，就是我们今天通译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沃高”是其原姓，俄文为“Вогау”。沈雁冰阐述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政治态度和艺术风格，指出：“必而尼克的作品的范围更大，心理的描写更深入，题目更复杂。各时代的冲突，在他作品里表现出来。他是属于讨厌的唯美派，但的确是个伟大的天才；他看着俄国的惊人的大革命有些害怕，但又莫名其妙的赞叹着。他这个常常厌倦生活平淡的颓废派的全灵魂，实在已被大革命的悲壮热烈的行动所鼓舞，每句话都带着新的勇气了。这在他的《熊年》（1922年出版）、《母牛麦》（同年出版）、《苹果李盛》（同年出版）里都可以看见。” 皮利尼亚克是1926年来到中国，但究竟是在何月何日？据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蒋光慈在《文学周报》1926年第232期发表的《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所言，“他来上海已经快一个礼拜了，除开我与他玩了几次，考察一下上海的生活，其余的人几乎全都不知道，报纸上至今也没看见他的名字”。文末，他称该文写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皮利尼亚克是在1926年6月21或22日抵达上海的。蒋光慈指出，皮利尼亚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很著名的天才作家，来上海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民众生活，与中国文学家见面，并将在中国的印象写出来，报告给苏联民众。次年，蒋光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对《荒年》和《第三都城》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评析，并说皮利尼亚克年轻有为，有不可限量的将来，因此希望他为革命同伴者和表现者能够努力下去。 在上海期间，皮利尼亚克在蒋光慈的陪伴和翻译下，参与电影《到民间去》的拍摄，接触了许多中国文学界、艺术界人士，诸如田汉、唐槐秋、李金发等人。据1926年7月5日《申报》刊登的《文学周报社欢迎北欧文学家皮涅克》报道，是日下午，文学周报社在东亚酒楼举行宴会，欢迎从日本而来的皮涅克。接着，该报直接援引《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介绍皮利尼亚克生平和著作的文字。1927年2月10日，《申报》刊登鹏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