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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陆文夫兼论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 在“重返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这一代作家（“归来者”）的意义无疑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其说是研究者们的局限，毋宁说是陆文夫们在文学史进程中的尴尬位置所致。这一代作家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崭露头角，几经起落，所以有“重放的鲜花”。“鲜花”之“重放”，不仅是对他们被否定的作品再肯定，也是他们创作生命的再次勃发。“新时期文学”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他们创作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这个时期的作品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与此同时，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80年代迅速崛起，其中一些作家仍然是当下文学界的主力，在这个意义上，陆文夫们又是“新时期文学”进程中“过渡”的一代。像王蒙这样保持创作活力至今的作家，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极个别的，这是另外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2021年陆文夫辞世十周年时，我用陆文夫一篇散文的篇名“梦中的天地”来命名纪念他的活动。在举办这次活动之前，有人编选了陆文夫作品，以纪念陆文夫逝世十周年，但某出版社认为现在知道陆文夫的人已经不多了，出版陆文夫的作品有些困难。我听闻之后，感慨系之。此事无疑反映了当下文学市场的状况，但不是对陆文夫文学价值的判断。文学和苏州都是陆文夫“梦中的天地”。这“梦中的天地”是否有阐释空间，完全取决于陆文夫能否留下让我们讨论的经典之作。——这是我们今天讨论陆文夫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关键所在。 陆文夫已经往生十余年。他最为活跃的80年代也被逐渐历史化处理。因而，我们能够更从容地讨论陆文夫和他所处的时代，讨论作为文学遗产的陆文夫的成就和局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承担了江苏省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的一项任务，负责编选《陆文夫研究资料》，有机会重读了陆文夫的作品，重读和补读了研究陆文夫的论著。可以说，批评界关于陆文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本《陆文夫研究资料》已经出版，我在讨论陆文夫的创作时，不再广泛征引这些研究成果，也不对陆文夫作品再做“文本细读”，而是侧重表达我对陆文夫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环节的理解。 一 我们既往在论述陆文夫和他们这一代作家时，往往采用五六十年代加八九十年代的方法，先提及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其中一些作家在60年代没有写作和发表的机会），再重点讨论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作品。这里的问题是，五六十年代在陆文夫和他们这一代作家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陆文夫在1956年3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荣誉》，收入包括《荣誉》在内的八篇短篇小说。《荣誉》完稿于1954年12月，发表于《文艺月报》1955年第2期，也就是在这一年，陆文夫创作了《小巷深处》，在1956年第10期《萌芽》发表。茅盾先生在他著名的《读陆文夫的作品》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篇写作时间相隔不长的短篇小说的差异：“最鲜明的对照是《荣誉》和《小巷深处》。后者写于1956年10月，即在《荣誉》一年以后，可是他比《荣誉》倒退了好多步。无论从题材、文学语言看来，《小巷深处》的格调都不高，特别是主角（也是个女工）的思想意识有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就这一点而言，它比《荣誉》集八篇的任何一篇都后退了一步。” 1964年写作此文的茅盾先生对《小巷深处》的贬抑，并不来自他个人的偏见，而是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可见，在特定的时期，即便是茅盾先生也难以避免时代的限制和局限。我在阅读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时，深刻体会到了批评家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造的艰难。但茅盾先生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背景中能如此肯定陆文夫的《荣誉》集，特别是肯定陆文夫在60年代初期的创作，这对“探求者”案之后的陆文夫（从知识分子、专業作家转而成为钳工和业余作家）无疑是种保护，尽管茅盾先生的肯定并不能阻止陆文夫之后遭遇到的批判。——我们如果简单地把当年被批评的加以肯定，被肯定的加以否定，在方法上无疑会失之简单。 在论及陆文夫“文革”之前的创作时，我重视茅盾先生的《读陆文夫的作品》，是这篇文章在对陆文夫50年代和60年代两个阶段创作的评价分析中，呈现了陆文夫创作的基本脉络，以及他整个创作道路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茅盾将50年代的方巧珍和60年代的葛师傅进行了比较：“葛师傅的先踌躇而后毅然敢为，没有夹杂丝毫的个人打算，处处以国家为重。方巧珍的思想斗争中却夹杂着个人打算，虽然她终于坚定了正确的立场。两个同是先进人物，然而其思想品质的深度不同。葛师傅比方巧珍更高一步。”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解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中塑造“生龙活虎般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茅盾语），葛师傅是作为成功的例子加以肯定的。 陆文夫在《雨花》1963年第7期“关于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专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