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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批评中进行文艺理论的建构 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三大派别：粗鄙存在观、虚无存在观、科学存在观。这三大文艺批评派别的分歧首先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把握不同。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有些作家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的文学，就是这种粗鄙存在观集中而具体的表现。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这种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粗鄙存在观消解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虚无存在观则高扬了文学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虚无存在观所高扬的批判精神是空洞而抽象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21世纪初出现的审美超越论就是比较典型的虚无存在观。对文学主体性理论，人们已有较为深刻的批判。而对审美超越论，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的认识。这种审美超越论在批判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却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即这种审美超越论在否定假丑恶的同时，也超越了真善美。也就是说，这种审美超越论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判虽然是尖锐的，但却是苍白无力的。有人引用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这样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见《文汇报》2021年7月3日《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文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是反对审美超越论在否定邪恶势力时构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因此，这种审美超越论是一种虚无存在观。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 在深入地批判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所肯定的文艺的批判精神是与建构精神辩证统一的。因为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建构精神不是对立的。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20世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