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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想下的宋代绘画探析 自隋唐三教融合的观点提出以后，三教便相互借鉴，完善己身。到了宋代，理学家在传统儒家哲学的基础上吸取了道家辩证的思想和禅宗的“心性”之说，取长补短、相互借鉴，阐明了“理”的基本内涵。因其讨论的内容为“义理” 、“性命”之学，故又称为理学。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以“格物致知”为其基本的命题概念，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其极处无不到也。”认为只有“格物” 才能“致知” ，强调“内省”和“践履” 。在这种大的哲学背景下，宋人作画多受理学的影响，在绘画创作方面要求画家能够深入自然，分析客观对象的生命构造，抓住物象之内理，集于情思，发于笔端。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所说：“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且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意思是说在绘画创作时既要多观察，勤观察，观察入微，又要深刻体验客观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样在作画的时候才能做到物我两忘，最终表现出物象之神、造化之韵。 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宋代绘画在功能上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从以前的维护伦理道德且富有功利性的目的转向对艺术本质的内在探求。在观察方法上理学家邵雍认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又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之后朱熹又提出了“理一分殊” 、“格物致知” 的思想。这些观念对宋代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有一段关于物象观察的描述：“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上文中郭熙详细叙述了在画花、竹、山水时的观察之法，并且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身即山川而取之，指的就是“践履” ，此外这里还颇有苏轼“身与竹化”的味道。山水云气四时的变化是“春融，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山水烟岚四时的变化为“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种对自然山川如此形象的把握，源于对大自然内理的准确捕捉，不是简单刻板的去描绘对象的外貌形状，而是在观察的同时结合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后的结果。正如唐人张躁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这个心，指的就是内心的观照，即以林泉之心观物境之美。林泉之心就是要以澄净虚怀的态度看待山水，而不是以骄奢之目抱有功利之心看待山水。只有经过林泉之心的内在关照，才能把握自然之理，造化之韵，山水之美。 宋徽宗赵佶作为一名国家的统治者来讲他是失败的，《宋史》卷二十二《徽宗志》有云：“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但作为一名艺术家来讲他又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据《画继》卷十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灿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 ：‘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赵佶能察众画工之所不及，能够捕捉孔雀细微的动态特征，可见其观察是多么的仔细了。赵佶的画虽重“理趣”但却又不失“情趣” ，所作花鸟画更是集诗、画于一体，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其在《芙蓉锦鸡图》中自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 。在《腊梅山禽图》中自题：“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诗歌与绘画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画面的艺术性大大加强。 总体说来，理学观念影响下的宋代绘画呈现出一种“格物” 、“致知” 、“内省” 、“践履”的精神态度，追求细节的真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在格物精神的影响下，在林泉之心的观照中，宋人所绘多能把握对象的典型性，为观者营造出了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