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电视剧创作的角度评论《诗学》.docxVIP

从我国电视剧创作的角度评论《诗学》 在我国，历史题材正剧在上个世纪末和世纪初是发展的高潮时期，我们熟知的就有《贞观之治》《贞观长歌》《大明宫词》《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以及《长征》等，不过近几年来可看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类似于《武媚娘传奇》之类号称历史正剧的作品。评判此类电视剧的优劣，我们不妨从《诗学》中的观点入手，也可借此检验此书的影响力与可行性。 《赵氏孤儿案》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从“悲剧”的字眼上来说更加符合《诗学》的内容。赵氏孤儿的故事从先秦时期开始流传，到如今，我们更多是通过元杂剧《赵氏孤儿》来了解的，电视剧也是以元杂剧为蓝本来创作。元杂剧中程婴是塑造最为出色的人物，而在电视剧中，屠岸贾的形象更加饱满，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物的悲剧色彩。 屠岸贾是晋国权臣，地位显赫。且编剧为他设计了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妻子，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家庭生活幸福。可是妻子在为他生下儿子后死去，这是屠岸贾身上的第一重悲剧色彩。屠岸贾深爱儿子，一心一意培养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儿子将来铺路，可最终却得不到儿子的理解，这是他的第二重悲剧性。而最终，一代权臣在忏悔中走向死亡，是他的第三重悲剧性。可以看出在屠岸贾的人物设定上，他并非单纯的恶，他对他的妻子儿子有他的善，如果不是生在乱世，如果没有权利的诱惑，他原本可以生活地很好。而这一点，恰恰也迎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诗学》中提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样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他觉得应该写“不十分善良，不十分公正，陷入厄运并非作恶而是犯错，声名显赫，生活幸福”的人。屠岸贾显然是最后一种人，他为了追杀赵孤欲杀尽全城婴儿的心狠手辣令人感到恐惧，他最终众叛亲离、认罪服法的命运也令人怜悯。 怜悯与恐惧之情可由形象引起，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更高明的是由情节引起。他的观点是，最可怕和可怜的情节一定发生在亲属之间，比如说兄弟对兄弟、儿子对父亲、儿子对母亲、母亲对孩子。古希腊甚至是西方的优秀悲剧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哈姆雷特……这在中国其实也并不少见，“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就是很好的解释。比如程婴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救赵孤，其实在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史记》《新序》等史书中一直记载的是“寻子而代”，纪君祥的杂剧采取了“以子而代”的说法。电视剧采用了“以子而代”，这会让人更加同情程婴的遭遇，更加憎恨屠岸贾的行为。 电视剧创作，最重要的就是人物性格要鲜明。《赵氏孤儿案》中，程婴的忠义、智慧与隐忍，屠岸贾的奸诈、狠辣与多疑表现地淋漓尽致。但是程婴的性格却不如屠岸贾表现的贴切，程婴过于忠义便显得有些虚伪，要让人相信一个人心善到愿意用自己儿子的性命来挽救另一个是很难的，毕竟现代人是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的。可是让人相信一个高官可以为了权利作恶多端是很容易的。毕竟，像屠岸贾这样权倾晋国的司寇，他能坐到那个位置，就要有符合那个位置的谋略与狠心。这两个人物性格塑造上的高低，同样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性格必须要合适。这种合适放到现代意义上来说就是首先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其次便是要符合现代人的认知。关于性格的其他要求，即善良、相似、一致，我个人并不太理解。 在《赵氏孤儿案》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说书人“草儿”。她的身份颇像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报信人，她应该是程婴朋友的女儿，以说书人的身份在酒馆中说书，说的却是当年屠岸贾杀害赵孤的故事，半真半假，却让赵孤和屠岸贾的儿子同时开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故事从这里开始发生了“突转”（突转是指行动按照可然律或或然律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随着草儿的出现，赵孤的命运开始转变，他开始需要承担自己复仇的责任。而屠岸贾的恶行与赵孤的真实身份也逐渐被“发现”。如果让程婴简简单单说出赵孤的身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行动”了，通过草儿让赵孤自己去“发现”，情节也就复杂了，戏剧的冲突就能展现。 以上所说都是艺术上的加工，使一部作品能够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戏剧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要讲究“艺术真实”，也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赵孤这种有历史依据的电视剧，更加需要合理处理艺术与真实的关系。 《赵氏孤儿案》这部电视剧，主要人物都是有真实姓名事迹可考的，却也存在了一些虚构的因素就像在剧中屠岸贾说了一句话，他说：“国君只要生对了娘胎谁都能当。”这样的话，屠岸贾即便再大逆不道，他也不敢公然说出口，也没有史书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在剧中他说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