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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楚辞与原始宗教》 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其主导思想在于调和“发愤抒情”和“温柔敦厚”两种品格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用意是在维护传统礼教。楚辞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念 政治思想和人格情操等理性内容，基本上体现了屈原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楚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楚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 楚文化，是以楚国的传统文化为主，以中原周文化为次，兼有其他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它形成于春秋末期，并一直保留到战国结束。战国各地有宗教，而以楚地为盛。《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则印证了历史记载。湖北江陵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2700字有关卜筮﹑祭祀的简文，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儒家等学说的理性精神渐居上风，楚地却巫风盛行，楚人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屈原是楚王的宗族，曾任左徒，后又称三闾大夫，知识广博，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他职掌王族宗族长官，具有怀疑精神和理性品质。《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部作品。就其诗体形式而言，它一问到底的表达形式，十分罕见。对形式的过分执著往往意味着一种职业性在诗文背后起着作用。《天问》包括一百七十多问，一部分神迹巫祭之事，一部分述传说历史。各民族的史诗无一例外都要回答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题，《天问》也不例外。《天问》还有问及鬼神者，如风神“伯强”﹑水神“康回”等等，这显然是巫史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天问》亦有问及祭祀仪式者，如“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等，以上几个方面相当于《训典》的“序百物”，是巫师所必备的知识。《天问》实有似于《训典》，所以可以推断《天问》正是以屈原自己所掌握的巫史文献作为素材而创造出来的长篇诗歌。 屈原的职务与巫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问》是一部巫史文献的作品，屈原虽知识渊博，充满了时代精神和浪漫气质，但遭陷害流亡的不幸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刻的反思。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悲其志。”《天问》和《离骚》一样，包含了属于屈原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二百年以后的司马迁都为之悲哀。《天问》表达了屈原对天意的怀疑，这一思想来自两方面：一是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一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另一方面是屈原正直不屈，却为楚王所疏远直至流放，对于满腹抱负的政治家来说，简直是命运中的巨大打击。“王听不聪，谗言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由此表明屈原忠君的政治热情。 《周礼》曰：“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在屈原看来，夏启的“九歌”，不但是祭祀“帝”的，而且还充满着人情的放纵。“九辩”﹑“九歌”﹑“九韶”得自上的说法自然是神话，但可以相信这三者是和祭祀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为巫乐﹑巫歌﹑巫舞。因其本身的神秘性质，故被后人神化为夏禹窃自天庭，成了“天帝乐名”。屈原显然是明白原始“九歌”的真实含义，只是他对原始祭祀性质不能接受，故对夏禹颇多指责。 楚辞的“九歌”是如何产生的呢？王逸曰：“《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笔者可以得出几点信息。（1）《九歌》原流传的地点；（2）《九歌》是当地土著祭祀乐歌；（3）现传《九歌》是经屈原改写记录的。屈原所作的《九歌》与原始“九歌”重名，相同的书名之间一定会存在某种文化联系，但是两个“九歌”之间相隔千年，虽出于一地，但不能说明就是同一体，“九歌”的祭祀礼仪的交往和传播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异。屈原所任命的三闾大夫之职，包含有宗教祭祀的内容，因此，屈原无疑对楚文化的祭祀一套十分熟悉。当他看见沅湘祭祀之礼时，为了满足“亵慢淫荒”，他对《九歌》进行加工改造。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出自屈原的情感需要和创作的冲动，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屈原知识丰富，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遭流亡，司马迁指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记录改造的《九歌》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创作肯定是包含了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不是对原始”九歌”进行还原；而且巫术祭祀在本质上也是想象的产物，它除了初民用以“控制”自然外，也是他们面对自然世界的莫测和恐惧所采取的自我安慰的形式。 楚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楚辞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显示了文化在过渡状态之中文化因素的互相渗透和选择的规律。楚辞对巫术宗教的自觉保护，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