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探讨.docVIP

时间： TIME \@ yyyy年M月d日 2021年3月13日 学海无涯 页码：第 PAGE 1页共 NUMPAGES 1页 PAGE PAGE 1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探讨 摘要：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其协同发展的必行路径。针对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中央如何设计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府际协同治理机制和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以期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协同治理，提出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联合机构，加大转移支付政策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和公众参与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一、引言 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经济圈”，以2.2％国土面积和8.1％的人口，承担了8.5％的GDP（201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北部经济核心区。但据《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国排名后十的城市中，京津冀占了四席，且其周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的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冀环境问题仍然严峻，是国家重点关注区域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包括生态环保在内的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实现生态一体化。针对京津冀目前不容乐观的环境状况，许多研究表明，其环境治理模式应向多区域合作、多中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转变。王宏斌（2015）提出，应打破京津冀各自“一亩三分地”的传统思维定势，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助推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1]王喆等（2015）分析了京津冀的一体化进程，认为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应从区域协同治理入手。[2]汪泽波等（2016）认为，对于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应借鉴多中心治理论，建立基于政府、企业、民众、非政府环保组织“四中心”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3]李惠茹等（2016）对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治理进展、规制及组织建设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必须一方面要形成“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形成“自下而上”的全民积极主动参与机制。[4]靳利华（2018）认为，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引导性制度不足影响了生态治理的效果，需要通过提升个体生态素养、营造社会舆论生态环境、加强社会生态教育等以全面推进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长效发展。[5]协同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通常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社会公众等为了保护和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以平等协商、广泛参与、积极合作等形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相应对策的总称，是政府—政府、政府—企业、政府—企业—公众等多种治理路径和方法的总和[6]。这个过程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涉及到企业、公众等多方利益主体。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出于自身业绩考虑更倾向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容易出现“搭便车”等道德风险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治理成本与收益不对等，企业可能选择消极治理策略，而公众选择不参与策略，使得环境治理收效甚微且不持续。因此，有必要从中央顶层设计入手，构建合适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以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地方利益的分割化与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存在冲突 京津冀地区是一个相对完善的生态系统，尤其是京津冀被弧状山脉包围的特殊地形和季风环流、污染物易累积且不易扩散的特殊气象条件，决定了三地在区域环境治理中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从系统性治理的角度来筹划。但地区间自发协商的成本较高且合作治理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制约了区域内环境的系统性治理。 （二）产权不明晰，责任主体和补偿标准界定缺乏科学性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其使用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治理存在较强的外部性，且产权不明晰，这就使得受益者付费机制难以建立，导致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容易产生“搭便车”等道德风险行为。此外，从目前颁布的关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来看，国家对于治理过程中的责任主体的界定多集中在地方政府、显性受益者与受损者的层面，而对于某些行为中隐性受益者的责任约束较少。例如，缺少对“搭便车”主体的环保责任约束，不能增加其道德风险行为选择成本，无法有效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生态治理外部性的存在以及府际合作治理中利益受损方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是制约京津冀生态环境实现协同治理的重要因素，生态补偿便是弥补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利益受损方的成本、保障不同参与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京津冀的生态补偿标准一直没有统一，且其定价方式往往忽视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的差异，不能对利益受损方进行高效补偿，难以满足空间分配正义原则。 （三）生态补偿方式单一且缺乏有力的法律与监督约束 目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中所涉及到的生态补偿方式多为资金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