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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探讨 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 [摘要]农业税的性质本身就有些模糊不清，改革后把乡统筹 和村提留的一部分纳入农业税和附加的范畴，确实更增添了 农业税性质的复杂性。但总的看，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农 业税还是国家资金的性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附加”了为 村级集体组织“帮忙”的功能。应当承认，这是一种不得已 的现实的选择，这主要是从有利于规范和便于管理农民负担 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从长远看，农业税肯定要进一步改革， 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走向科学、成熟和规范，但这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应当也只能继承农业税，利用农业 税，改造农业税。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虽然有些方面还不尽如 人意，具体的政策措施随着实践的发展肯定应当不断修正和 完善，但是，这项制度的基本框架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不能 频繁加以变动。今后农业税改革的方向，肯定应当走向“分 流”，按流转和所得（也可能包括某种行为）的不同性质对 生产者分类征税，但这个过程很长。 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对农村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因此，对这一改革的认识和推进 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尽管近两年安徽、江苏两省已进行 了试点，2002 年全国 2 ／3 的省（区、市）已全面推开这项 改革，但坦率地说，不少地方上 阵仍显仓促，人们的思想准备仍然不足，不仅对改革的复杂 性认识不够，而且对改革所涉及的有关重大问题也缺乏深入 的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笔者 就改革的有关重大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地位问题 尽管现在谈论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地位问题可能有些为时 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一改革将在中国农村发展 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 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焕发了农 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剥夺 者被剥夺”的所有制变革。第二次是 20 世纪扣年代末的家 庭承包经营。农民的土地已经归集体所有，但对土地的经营 实行家庭承包。这既不同于分田单干，也不同于“人民公社”， 而是实行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户家庭的 积极性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是经营权同所 有权的分离。并且，这种经营权不仅仅是债权，而更多地具 有“用益物权”的特征。农户通过“两权”分离，又逐步积 累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财产。可见，这是一场由经营体制引发， 但结果却远比经营体制本身深刻得多的产权制度的重大变 革。 以上两次改革的重要性及其在历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人们一般并不否认。但是对农村税费改革是不是继土地改革 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我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人们的认 识并不那么一致。否定者的理由主要是，这一改革是分配制 度的改革，而不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言下之意，分配制度的 重要性不如产权制度），因而这一改革不能同前两次改革相 提并论。笔者认为，仅此而言，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 理，但这种对比方法和分析逻辑是不科学的。 首先，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改革并不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换言 之，不能认为只有产权制度改革才算是重大改革。什么是改 革？荷兰经济学家卜丁伯根在其《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 一书中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改革不是“既定结构中对境况 的调节”，或在“既定基础中改变结构”，而是“基础的变 化”。可见，只要改变构成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性结构 或因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什么算重大改革？重大改 革就是这种基础性结构或因素的改变将引起利益关系的重 新调整，将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改革。 历史上，秦始皇建立专制皇权和郡县制是重大改革，而统一 文字、度量衡、货币和车轨，谁又能说这不是重大改革？ 其次，尽管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但分配关系也绝不是消极 被动地适应所有制，它对所有制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所 有制主要是解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问题，而分配关 系主要是决定人们对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的现实占 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当然十分重要，这是社会再生产过 程的起点和基础。但是，分配关系又是所有制的直接延伸或 具体体现，如果分配关系不合理，所有制也有被“打折扣” 甚至“架空”的可能。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我国长期以来一 直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判定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两条不 可或缺的根本标志。因此，不论是作为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 经营的所有制或经营体制改革，还是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分 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