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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第三次分配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与意义
(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
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言的。关于“第三次分配”这个概念国外并没有十分的强调,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还是前两个层次的分配。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是1994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明确提出来的,他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更直接地说,我们平时上班、打工拿的工资是第一次分配;我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就是第二次分配;而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的各种慈善捐赠,就是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即初次分配主要是鼓励提高效率,“能挣多少挣多少”,但要适当兼顾公平;第二次分配即再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贫富差距,“能征多少征多少”,同时也要发挥社会保障的“保低”作用;第三次分配即通常所说的慈善捐赠,强调献爱心和民间互助,“能捐多少捐多少”,这对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发展第三次分配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市场实现的第一次分配,虽然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率,但同时也使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的基尼系数处在0.3以下,但从1994年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除1999年),并总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超过了0.465,而一些民间机构和学者计算的数据甚至会更高一些。为了基尼系数的统计和计算更科学,国家从2021年开始在调查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并按照新标准、新口径公布了2021年以后的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以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基本是在0.47到0.49之间(见图1),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日本的基尼系数是在0.25左右,德国在0.3左右,韩国在0.35左右,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到0.36之间,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较高,大致在0.4上下,但大部分都比我们低。虽然从2008开始,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惠及民生的有效措施,基尼系数从2021年的最高点0.491开始逐步回落,但总体来看,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2021年基尼系数为0.46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44。
另外,从高低收入阶层的比较来看,也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之势。我们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3、2014、2021年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五等份分组,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各占20%,我们计算2021年之后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的比值(见图2),可以看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都比较大,而且农村高于城镇。此外,202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分别是最低收入20%人口平均收入的10.7倍、8.4倍、4.5倍、4.9倍、3.4倍。可见,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非常悬殊,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我国由政府所主导的二次分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还很有限。通常,在国际上,对高收入调节主要是通过实施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来实现。但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比如提高起征点、划分多级超额累进税率等,但依然存在着很多局限性,比如代扣代缴制度会导致没有代扣代缴人的应纳税主体不缴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而不考虑每个人的家庭抚养、赡养情况,会使个人的实际所得税负不公平;个人收入与财产信息系统不完善,会使偷漏税现象严重等。总之,在我国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调节还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再看社会保障的实施情况。通常社会保障制度会促进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公平分配,从而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轉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养老金、价格补贴、社会救济金、保险收入、赠送和赡养收入、住房公积金等。如果说个人所得税主要是“调高”,那么社会保障主要是“保低”。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促进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公平分配,“保低”的作用还很有限,而且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较大,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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