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司法化之价值及其实践.docxVIP

民间法司法化之价值及其实践 司法审判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进而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以满足人们正当心理欲求和期待，彰显司法公允、社会公正，继而维护社会和谐穗定成为其新时期的工作要求和理想追逐。然立足实践、深观现实，因诸多案件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法与情、法与理、法与礼等相冲突境况而使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困其所扮演之角色、所处临之地位、所肩负之职责、所算计之理性等常面临窘迫之境地，两难之选择。若其遵循、恪守其一，偏弃废置另一则不期产生，继之法律效果或社会效果彰明却难保两者兼顾、统一，而引致当事人和其他公民或在合理性层面或在合法性层面不一而辞而不予以接受，司法公信力也无从谈起，更勿谈对其信任、信赖和信仰。司法裁判欲取得人之信服并使人甘于接受、自愿遵守和践行终须多方努力和促成。其中民间法在司法中的功能、作用和价值的发挥与运用不应小觑甚或应极其重视，使其与国家法良性互动、取其所长、撷其精华、淘汰/舍弃终该淘汰/舍弃的东西，来实现法律审判双重效果的统一，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 本文拟以国家法与民间法及其两者追寻目标的差异为契点来探讨现司法公信力不高甚或缺失之一缘由，而民间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彰显及买际运用又能对此做怎样的努力或补救。当然也不排除其适用司法其间和对司法改革的不利影响和后果，故我们对此应全面、理性、谨慎视之。 一、司法公信力不高/缺失之缘由 司法公信力，可以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理解/考究。 则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它是指司法权在其自在运行中以其主体、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公正结果承载的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一则从受众心理角度，它是指社会组织、民众对司法行为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司法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其中，前者特别强调了司法权力欲完美运作而需具备的诸多条件，而后者则尤为关注社会主体对司法行为的主观认知，对其衡量并决定是否予以接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对其两种现象深恶痛绝，一则是社会腐败，一则是司法不公。司法为什么不公昵？有诸多原因：关系、人情、金钱掺杂其中；体制牵绊；监督不力；暗箱操作、渣滓丛生……人们对此进行批评、批驳和批挞以至对一些即使是依法司法的案件也不再完全内心确信和信服，还是认为其有猫腻无疑。人人都渴望得到幸福，但总是不知道如何得到幸福（卢梭语）；人人都渴望司法公平、正义，但人们对此目标的实现、对此路径的建成有没有进行建构或铺砌？建构的途径、方式、方法、程序、步骤、模式、样式、轨道、轨迹是否正当并切实可行、有的放矢？可能社会中破坏因素很多，但建设因素很少；解构因素很多，而建构因素就少了许多。因此，我们对司法不公现象应批判视之并不懈务实改之。 司法不公判决欲想取得司法公信力那是奢谈、妄想之说。对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甚或缺失缘由，前文多少有些涉及。但若以国家法和民间法相冲突，司法实践多奉国家法为圭集的思维惯常践行模式为视角来对其进行观察，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思路昵？下面试图做一粗浅分析。 （一）人间秩序——法治秩序与礼俗秩序的冲突 梁漱溟先生有言，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个伦理社会，也是一个礼俗社会。有其社会形态，必然有促成其成型的一套传统的弥久的且沉积/内化于人们心灵的文化价值理念，即礼。早在周朝时就有“周公制礼”活动，也有“礼之所用，刑之所取，出礼则八刑”之说，尽管后者说明礼刑关系，但也恰说明礼之地位。礼，构筑了人们的行为逻辑、生活秩序、社会预期；礼治亦乃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乃“国之干也，常也”“王之大经也”，起定国安邦之能效。由于人们不断经受统治者对礼之重视而所作努力的浸淫而使礼早已内化于人心、深八其骨髓，人们对其也耳熟能详、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故礼及其建构的礼俗秩序在人情、伦理、血缘社会中尽展其能、尽现其用且有条不紊、井然大观。任何时代，只要有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就会有困交往意见分歧而产生的纠纷。纠纷出来以后，就需要人们对此设法予以解决，否则把纠纷搁置不去解决，就意味着人们继续交往的渠道被切断了。那么古时人之纠纷应如何进行调处昵？一如勒内·达维德所说，“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随着历史不断的向前推进，自大清修律始，西方大量的现代性法律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全新的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了解和认知，规模性的对法治本土资源的改造甚或取缔、消灭征程也相继展开。因国家占据、支配、控制着诸多资源，人、财、物、智，其优势、强势地位明显，所以承载、维持着乡村秩序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民间法则遭受重大创伤。然而，默默无闻、其貌不扬的民间礼俗并非统治者所设想的那样孱弱和弱不禁风。你可以摧毁其制度外壳和具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