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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全书共三编，主要讲关注现实、反思法学及读书。第一编关注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婚姻制度、刑事诉讼法、不动产、司法审判及审查等。通过对俗话、俗语及俗事的分析，使读者很容易地理解专业问题，且不枯燥乏味，让人百读不厌。第二编是反思法学，通过对法学以及法律问题的反思，表现了苏力对于我国法律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第三编是他的读书感悟，他通过阅读国内外的相关著作，进一步了解法律制度的形成。 关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苏力谈道：“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是共时性的，更多的是历史性的，它的发生、形成、确立都是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二战后，美国宪法不断被效仿，但最终都没有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且无美国权威。“有心插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法律制度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刻意移植他国法律制度不是适宜之策。 中国的法律制度基于几千年的时间和实践。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但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的产生和变化可分为首创与模仿。在他看来只有千分之一来自于前者。因而，厘清传统资源中的习俗惯例和移植下的法律制度，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我国当前传统习俗和法律制度关系的现状 （一）一致性 1.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 法的价值指法律满足人类生存和需要的基本性能，即对人的有用性，这一点，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制度都要遵循。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早期阶段，需要用以概括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交换的行为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便成了法律。”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阐释了习惯是法的源头，在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 2.目的具有一致性 习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上至老人，下至小孩，无不受其熏陶和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通过各类条文细则对社会生活中人们具体的行为方式给予普遍约束，并对违反行为予以惩罚，以权威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二者具有共同的目的，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本地区的生活秩序，更好地管理本地区事务。 3.解决方式具有一致性 传统习俗和法律制度都重视调解，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传统习俗的调解主要体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由当地有威望、有能力、做事公允的长辈、知识分子等有话语权的人组成评议组，按乡风民俗私下调解，使事件和平解决。法律制度的解决方式也以调节为主，如《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的金桂兰法官，她审理的案件90%都是通过调节解决，且无一起重审改判案件，无一起上诉缠诉案件，不仅解决了法律耗时昂贵的缺点，还缓解了法院人才缺失问题。 （二）冲突性 1.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习俗惯例的特殊性 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习俗惯例有极大的地域限制，传承下来的民俗习惯具有浓厚的家族、乡土社会性，由于习俗差异，便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以罗马法为基础与权利本位相配套，强调立法与执法的统一性，本质上与习俗惯例相排斥。在司法过程国家法与习惯法冲突，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习俗惯例，一面是法律的普遍规则，判决使法官陷入两难。 2.法律制度的强控性与习俗惯例的自治性 《秋菊打官司》就是以艺术来挖掘国家法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的困境。法律的强控性结果与秋菊所想得到的说法（她想要的可能只是村干部的道歉和相关费用的赔偿）并不契合，还置她于尴尬的境地，使她觉得法律制裁让自己理亏，而这种结果在乡土社会并不罕见。 3.法律制度的程序性与习俗惯例的松散性 法律制度的设立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的国家行为，非国家的组织、团体不得染指法律的制定，具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正因如此，无法满足人们对案件快速解决的需求。此时，没有严格诉讼和审判程序的习俗惯例，以低廉高效的优势获得了大众的接受。不少地区在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倾向习惯法解决问题，而将国家法予以置换或规避。 三、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的融合 传统习俗不总是与“落后”联系在一起，相反它贴近民生，了解当地风俗，反而让人更容易接受。本土资源构建法治社会已成为基本共识，创新融合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一）遵循调适基本原则 不能用传统习俗否定法律制度，也不能用法律制度否定传统习俗。习俗主要用于民事范畴，为案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法律主要用于刑事范畴，为案件提供条文规则。因而在创新融合时，要遵循既尊重“传统习俗”的既有价值，也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调适原则。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的目的及价值是一致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健全国家法治。对“法律制度”的排斥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过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