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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视域下民间规范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 21世纪激烈的国家竞争和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将如何全面提升和优化治国理政上升到执政党必须严肃而认真对待的问题和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判断，表明善治成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确立的新理念和新目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善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目标。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善治，强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执行角色，地方立法权扩容遂成为中央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方案和举措。当下中国新一轮立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就表现为立法权扩容，将省级以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立法主体从49个较大的市增扩为所有设区的市。在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法学界严肃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如果法律多元主义论者千叶正士关于“法律多元在当代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客观性和可接受性的话，那么立基于“国家法——民间法”二元规范系统结构，思考民间规范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价值生成，审视民间规范在本次地方立法权扩容中应有的角色，无疑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规范本身在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是研究民间规范进入地方立法的逻辑起点。如果民间规范本身缺失明确的价值定位和某种维度的正当性基础，那么民间规范就不可能具备参与地方立法权扩容、推进良法善治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根本无从谈及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善治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民间规范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问题。 一、善治的内涵与民间规范的价值定位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价值的实现，是以社会的有序化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由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范系统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建构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行为规范系统本身也是人类社会有序联合得以形成的关键。而包括国家法和民间规范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系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规制人的行为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化。当然，人类法律发展史也表明，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等社会规范性系统的价值定位，也是不断在发生变迁的。具言之，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权力统治集团的更替、国家战略和政治目標的转变，社会规范系统的价值定位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程度的演化。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执政党致力于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良法善治，为包括国家法和民间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系统的价值定位，提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场域。 由于“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有实现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更有为民众福祉而不断进取的目的”，执政党才不断强调改善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且明确将“善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来对待。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善治使得民间规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具言之，正是善治的本质为民间规范的正当性生成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场域。 （一）民间规范为多元共治提供制度供给 善治的本质是通过建构一个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有效合作网络而实现多元共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想样式，善治不仅要求将先前传统的单向度国家统治塑造成为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和构成的合作性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获取实施公共治理、推进善治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然而，之前的学者在论述善治的本质和内涵时，更多的是强调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的多元性。例如俞可平就认为，善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而吴汉东则指出，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模式，而“现代治理的核心特质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另外，魏治勋也同样认为：“治理意味着按照‘善治’的要求重构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通过吸纳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广泛参与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治理权能的分化和转移实现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通过治理方式的民主化重构实现治理机制和治理关系的根本转化，达致多元共治的和谐关系状态。” 尽管上述代表性观点从治理主体的层面，揭示了善治的多元性特征，但是在笔者看来，善治所强调的治理多元性，不仅仅是指参与治理的主体的多元性，还应当包括治理规范系统的多元性。这种治理规范系统的多元性，就表现为作为治理依据的规范系统不仅是国家法（如宪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这样的正式制度，也包括民间法（如村规民约、民族习惯、法人章程等）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中，以国家法和民间规范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整个社会规范系统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推进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行为规范系统的多元共治，与善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