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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规”向“明白书”过渡的兼容性研究 追溯人类社会的文明演绎轨迹，既有主流文明的权威也有地方知识的话语，无论哪种表征，都共同形塑了文明的多维内涵。整个人类文明的冲突史伴随国家性与地方性、边缘化与主体化、传统化与现代化的博弈。费孝通先生倡导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政策除了主流文化的多元以外，包括了其他地方性知识的民族文化多元。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将民族志、阐释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符号人类学等关联性进行“深度描写”，地方性知识是区域治理的地方政治文化而不可或缺。笔者认为多元文化的溯源与延续离不开特定的地域与人文环境，无论是具有宗教性质少数民族习惯法（如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苗族村寨的传统“榔规”），还是更具现代化法治思维的“明白书”，都存在将传统边缘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切换到国家法的思维路径之嫌。无论是基于法治还是德治的畛域，两种来自不同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产生了“碰撞”。 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不同村寨的习惯法因文化传统差异而有诸多差别，在内容上，涉及到土地、水资源、纠纷处理等诸多方面。现在，一种新的物理载体即“明白书”逐渐推广适用，以前的“明白书”在功能和价值上着力不彰，范围有限。现在各地方政府发放的“明白书”因携带方便，通俗易懂，即传达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也细化和规范了村民维权和办事的流程，深受各民族群众认可，其涉及教育、移民、生态、婚姻、医保、住房、纠纷等内容。由于“明白书”吸收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部分功能，也能满足习惯法内容的传承和领悟，在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文化载体发生碰撞和交融中，两者能否实现和谐的共融，从而合力践行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乡村振兴战略？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否因“明白书”的现代文明符号渗透削弱了自身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习惯法的权威？扎根于地方的习惯法文化传统是否有可能被新的文化或文明形态所置换？是“明白书”逐渐取代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还是“分道扬镳”，两者在传统的边缘与主流的现代语境下能否实现共存交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下文将进行深入研究。 一、少数民族习惯法（以苗族“榔规”为例）与“明白书”解读 （一）“榔规”的解读 “榔规”是苗族的一种关于约束人们行为习惯并轻权利重义务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因在苗族聚居区特别是在分布最广的贵州黔东南州大量存在并沿用。“榔规”产生于苗族的“议榔”活动，“议榔”不是一个独立的词汇，是汉语“议”与苗语“榔”的结合，可以说是两个民族语言文化的微观体现。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的长裙苗地区叫“勾榔”，雷山县西部的大寨称为“侬过汤”，台江县北部地区的排略上寨叫“勾汤”。 议榔的活动有点类似于立法的活动，与国家立法活动不同的是，议榔虽然有形似的立法特点，即通过商定产生“榔规”，但整个活动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仅基于苗族“榔头”或“理老”的临时召集主持。议榔活动庄严神圣，具有原始宗教的形式，参加“议榔”的人都要喝血酒盟誓，表示榔规交由神鬼或其他超自然力量来保证实施。 议定后的“榔规”具有约束苗族村民的作用，不能违反。因此，与国家法的价值取向一样，“榔规”调整着苗族公民的日常行为和公共利益，在维护苗族村寨的社会秩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推进法治现代化的当下，具有宗教色彩的“榔规”依然对国家法进行有益有力补充。 （二）“明白书”的理解 “明白书”也有的地方叫“明白卡”，取决于载体的物理和空间形态。物理形态的表达依据是有小册子、宣传单、质地较厚的卡片等不同表征；而空间形态是“明白卡”不仅仅是以实物的形式存在，有电子空间的信息传达，如政务微博微信、手机短信平台、官方网页等都有“明白卡”的信息。 由于我国在不同的乡村特别是少数民族村寨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交流、风俗习惯诸多不同，各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特点制定“明白书”或“明白卡”，政府或其他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主体根据管理之便也制定和发放不同类别如涉及商业、文化、经济、风土人情等的“明白书”，有的地方称“告知书”，在某种角度上，它是国家结合地方性知识而具有普遍性、简便性、可操作性的“村規民约”。本文因基于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而将“明白书”的范围限制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下论述涉及的“明白书”语义也包含“明白卡”的概念范围。“明白书”的存在依据和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文字、图表或图画等的符号系统传达国家或政府的政策、措施，相比以往具有政治性、政策性意味的宣传标语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笔者认为：“明白书”是行使公权力的机关、组织等为贯彻国家方针、政策而程序细化并以方便公民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为内容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即“明白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并不具有法律属性的强制性，具有法律规范的某些特点但并非法律规范。“明白书”的社会价值就是使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