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docxVIP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我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行业协会的成立提出了“一业一会”的要求，但行业协会在基层发展的现实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常敏、叶劲松（2005，2006）等指出，当前浙江省行业协会已经出现重叠型、联合型、并列型、跨区型、总分型的“一业多会”以及跨行型的“多业一会”，“一业一会”管理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江华（2008，2009）考察了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温州市，在对70余家行业协会和400余家会员单位进行调查后指出，当地的行业协会普遍存在“一业多会”现象。上述研究证实了与现行法律法规明显相悖的“一业多会”在发达地区基层治理的普遍性，并揭示自下而上产生的行业协会与“一业多会”制度创新的相容性，但是，对于国家层面以自上而下方式产生的行业协会，我们仍知之甚少。 观察表明，除了遍布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自发联合而成的体制外生成协会，自上而下体制内生成的协会在现有经济社团中的比重更大，二者在运行逻辑、治理绩效、会员归属感、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与其产生方式显著相关（余晖***-*****，李景鹏2003，贾西津等2004，金正庆2006，汪莉2006）。研究还发现，中国社会组织行为的差异与其隶属层级存在关联（Unger陈佩华1995，陈家健2010，孙沛东2011），按分级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毫不例外受到所在层级政府利益偏好差异的直接影响。这是否意味国家层面以自上而下方式产生的行业协会，更不容易突破“一业一会”的制度藩篱？换言之，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格局的形成也与其产生方式及层级存在相关性？ 受制于现有区域性研究范围过窄、调查对象限于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协会的样本非典型性等因素，我们无法从常敏、江华等人的结论推断出国家层面体制内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本文将以2021年一项针对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调查名单为基础，结合部分协会座谈情况以及对各协会网站的信息搜集，评估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一会”状况。研究发现，全国性行业协会存在大量外显或“变形”的“一业多会”现象，并没有与地方民间协会形成明显反差，现行制度所设定的“一业一会”规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形同虚设；此外，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格局的形成与协会产生方式及所在层级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本文的另一目标是探讨这一现象的成因机制以及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一、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一业一会”：从结构到解构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一业一会”的制度合法性确立于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十三条，“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事实上，它简单复制了1989年条例的第十六条，“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在登记部门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它被演绎为同一地区不能有两个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行业协会，即“一地一业一会”（张绍华2010）。来自最高监管部门的人士曾毫不隐瞒地指出“一业多会”在消解行业代表性及加重企业负担上的消极作用（张悦2013），这被视为“一业一会”规则何以在1998年修订条例时仍被保留的官方理由，即，受益于“一业多会”不良效果的“负面合法性”。客观的看，尽管官方的考虑中有提升行业协会的秩序化行动水平的因素，但它的本质却是既使分散的社会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进行组织并有序地参与政策过程，又让国家权力获得稳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