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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中的本土资源初探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是由政府主导，在社会力量的参与下，面向农村提供的以公益性为主的法律服务活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覆盖城乡居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之后，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以往“数量偏少、水平偏低、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状态，但农村具有乡土特殊性，法律服务的运作因乡土环境及人、情、物、理等乡土因素的影响有时会发生“水土不服”甚至产生“排异反应”，对法律服务实效造成影响。面临这种乡土尴尬，立足农村实际重新考量本土资源的价值，对于农村法律服务实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动因：农村法律服务中的乡土因素阻滞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逻辑原点是解决法律问题，调整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制度上的正义，它面向农村，长期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成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乡土因素的影响不可小觑。虽然农村在经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之后，已脱离原先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农民获得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传统乡土因素对人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尤其在部分较为闭塞和贫困农村地区，与外界沟通交流有限，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习惯还是“老样子”，乡土因素依旧是塑造和指导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决定因素。在法律服务中，乡土因素在特定情境下会造成对法律服务阻碍甚至使服务效果大打折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观念决定法律服务的“前置程序” 一般而言，农村矛盾纠纷解决基本遵循先“内”后“外”的程序，人们通常先采取自行协商或由共同生活的熟人劝解说和，在自力解决无效的情况再寻求社会共同体中的权威力量，如找村小组、村委或村干部主持公道，居中调解。在村民的普遍观念中，“息讼”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有效保护，“关起门来”内部解决被公认为化解矛盾纠纷和实现公平正义的最佳方式。因此，人们对与法律等其他救济途径知之甚少且缺乏积极性。在内部解决无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转向借助外力。多数情况是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诉求，然后在行政人员的指引下进一步选择法律救济途径。在纠纷解决路径中，最终通过人民调解的比例远高于专业法律服务的比例。可见，法律服务在农村的知晓率和使用率整体不高。 （二）利益考量造成的选择顾虑 利益是决定行动方向和行动策略的逻辑原点。长期以来共同生活的事实和经验，决定人们在采取法律行动时不能完全脱离各方利益关系的牵绊。于农民而言，纠纷解决最佳效果是能同时得到法律上的支持、舆论的认可和心理上的满足。农村法律服务确实能满足人们的法律需求并降低其所耗费的经济成本。但在个案中，经济成本并非人们行动选择的唯一考量因素，农村是个团结互助的大集体，人们还要顾及人情面子、关系亲疏、社会舆论等长远利益。如果经过理性计算后，走法律途径可能消耗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名誉成本及预期风险将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或者规避法律适用。这就造成农民在是否选择法律服务时犹豫不决，疑虑重重。 （三）知识结构差异引起的“法律失灵” 在农村社会，民间法及民间非正式制度享有高度权威和约束力，成为评判是非的主要依据。对正式的国家法和法律制度，人们由于缺乏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感觉比较陌生，国家法律在农村社会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影响。这种状况也直接造成村民的结构以“地方性知识”为主的事实，法律基础较差。就法律服务本身而言，其专业性较强，对程序要求较高，且涉及一系列法律程序、法律适用、专业术语的运用，人们现有的知识构成在支撑其对法律运作的理解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出现不适应或难以认同的状况。针对个案中出现法律正义和“乡土正义”的冲突，人们甚至会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导致“法律失灵”现象，比如，村民没有保留证据的习惯，致使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明”，无法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农民也据此产生“法律无用”的看法，消极应对，使得判决无法有效执行。这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积极的法律体验，反而成为反面示范的事例，阻碍法律施行，自然对法律服务活动也造成严重影响。 二、本土资源的价值考量 如何降低乡土因素的消极阻滞作用，提升法律服务功能和实效，关键要从影响法律服务的乡土因素中挖掘有利于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本土资源，笔者认为具有法律服务价值的资源包括以下两类。 （一）政治生态资源 如前文所述，农村矛盾纠纷解决基本遵循先“内”后“外”的程序，先在村集体内部寻找解决的路径，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才会向外借力。在村集体内部，具有权力、资源、人际和知识优势的权威力量无疑成为矛盾纠纷中的正义主持者，这类主体包括承担行政综合治理职能的村委会、村干部和获得广泛认同的乡村精英、“赤脚律师”，他们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他们作为“局内人”既了解村情和各家“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