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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FOB①卖方与FOB 买方均是托运人,他们同时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时,承运人应向谁签
发?FOB 卖方未能向承运人交付全套正本提单时,其是否有权行使中途停运
权?FOB 卖方非提单记载之托运人但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时,其可否凭提单起诉承运人无单放货?FOB 买方不付运费时,FOB 卖方是否应承担支付运费的责任?上述问题上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相左的判例,这些案例案情相似,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其原因非法官适用法律不当,而是《海商法》关于托运人之规定不明确, 立法者未能预见上述争议。
如何在概括性和可操作性、保护我国外贸出口商的利益和扶持民族航运业的发展中寻找最佳平衡点,并从源头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上述争议,正是本文所要探索的。本文从分析《海商法》、《中华人民国合同法》(以下简称: “《合同法》”)条文出发,结合英美相关法律和权威论述,参照斯堪地那维亚海商法②,试提出一套修订《海商法》关于托运人之条文的建议方案,以期对
《海商法》修订工作和审判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对托运人定义条款的修订
修订《海商法》关于托运人之条文,最重要的是修订托运人定义条款,
《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条款是第 42 条第 3 款。首先,考察《海商法》第 42 条第 3 款的成因及涵。
对托运人下定义的成文法规最早见诸于《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汉堡规则》第 1 条第 3 款规定:“‘托运人’是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与承运人签订海上货物运输的任何人,或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将关于海上运输合同的货物实际上提交给承运人的任何人。”③《海商法》第 42 条第 3 款源于《汉堡规则》,《海商法》第 42 条第3 款规定:“‘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海商法》和《汉堡规则》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汉堡规则》使用“或者(or)”一词连接定义条款的前后分句,《海商法》使用“分号(;)”连接定义条款的前后分句。有学者认为,《汉堡规则》中的这个“or”表示选择关系, 即无论使用何种贸易术语,皆仅存在唯一的一个托运人;而《海商法》所使用的这个分号表示选择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并不明确,实践中所有的争议皆因这个分号而起,因此,主用“或者”代替分号连接定义条款的前后分句。
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其一,《海商法》所使用的这个分号应表示并列关系,从标点符号的一般用法上看,除非有其他限定性词语特别强调,单凭一个分号是不能表示选择关系的。其二,用“或者”连接定义条款的前后分句仍不能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因为若使用表示选择关系的“或者”连接定义条款前后分句时,则仅存在一个托运人:即若 FOB 卖方为托运人,则FOB 买方不是托运人,那么,承运人将依何种请求权要求 FOB 买方给付运
费?FOB 买方又依何理由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该观点无法合理地解答上述问题; 若 FOB 买方为托运人,则 FOB 卖方不是托运人,那么,将货物托付给承运人的FOB 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且无权行使中途停运权,有违立法者本
意。
作为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导力量起草的《汉堡规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 FOB 卖方法定的托运人地位,使 FOB 卖方有权向承运人主各种权利,立法者的本意是为了保护第三世界国家中众多出口商的利益,是世界海商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我国制造业发达,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从事制造业的出口厂商,且多数出口贸易使用 FOB 术语,为保护我国众多的 FOB 卖方的利益,《海商法》采纳《汉堡规则》的这种做法是适宜的,但这两部法律共同的不足之处是未对两种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区分。
其次,提出《海商法》第 42 条第 3 款的修改方案。
既然修订《海商法》关于托运人定义之条文是必要的,如何修订才能一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使司法界和航运界对此类问题达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共识?
笔者认为,应参照《海商法》创设实际承运人的做法,把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定义为实际托运人,基于其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行为,为其设定权利义务。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目前只有斯堪地那维亚海商法采用此种做法,例如,芬兰海商法将两种托运人分别定义为“契约托运人(Contractual Shipper)”与“实际托运人(Actual Shipper)”,瑞典海商法则定义为“托运人(Shipper)”和“发送人(Sender)”。
建议对《海商法》第 42 条第 3 款作如下修改:“(三)‘托运人’,是指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并建议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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