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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熊罗生 辛亥革命是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重大革命。它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总体背叛。这场革命运动首先是由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经济领域内拉开序幕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他们就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卓越的斗争，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后，与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论争的胜利，频繁的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最起码、最根本的物质保证。与此同时，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宣传和探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召唤民族气节和民族力量，以获得从根本上否定封建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的支撑点。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以南社为主导的各种组织和团体充分运用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形式和手段，拿起了“批判的武器”，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摧毁封建专制的堡垒，唤起人们民主、自由的信念，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束缚、禁锢中国人民的封建旧文化，揭橥“文学革命”的旗帜，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低估的精神条件。 一 鸦片战争后，由于战火烧毁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封闭性宗法制的和谐，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西方文化的参照系统，我们民族开始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历史。人们开始了寻找已经积淀为民族的无意识并腐蚀几乎使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有麻木、愚昧落后的影子。人们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付出的巨大的血的代价，但社会改革的目标，却总是以循环的方式回复故道的各种历史悲剧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急待人们从更高的文化角度上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许多人认识到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改造民族的精神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和发扬民族气节。南社就是在这样一个寻找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不被窒息、被泯灭和亟图改造封建旧文化的迫切要求下产生的，也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政治革命活动作了初步尝试后，社会面临激剧变幻的客观氛围里降生的。 辛亥革命前后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始终环绕着一个时代的主题，即保清、保君主、保封建，还是反清、废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这也是用以划分当时各种政治团体和派别的分水岭和圭臬，任何组织和派别在这个问题面前不作出正面回答，都难以维持下去，即使维持下来，也会随着现实的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而烟消云散。因此，南社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一开始就打上时代、阶级的烙印，赋予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目标。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举起了“反清革命文学”的大麾，把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革命当作唯一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把文学与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文学团体。“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1]“南者，对此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2]柳亚子则将南社的名称进一步解释为：“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旗帜了。”[3]宁调元则痛而快之，运用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者钟仪被囚于晋而不忘报国的故事来说明南社的命名是“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4]虽然当时南社的创立者们给南社的命名作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但集中一点，却无外乎运用文学手段从事反清革命的宗旨，他们的文学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5]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6]作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阶段——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反映的就会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经济。辛亥革命中的南社反映出了政治斗争加剧而变得异常激烈的客观现实，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年方二十岁的诗人宁调元早在一九○三年就发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7]的号召，把文学当成了一种与封建势力作殊死抗争的武器和工具。高旭则开始认识到了掌握革命文学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决心把革命性灌输到文学中去，从而奏出了让文学“作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8]的乐章。他们通过编纂和创作大量记录有满清残暴统治史实的禁书和宣传明末爱国义士的诗文，来唤醒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点燃对满清仇恨的烈火。《正气集》、《吴长兴伯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末遗民录》、《清秘史》，以及假托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之名而作的《石达开遗诗》等书籍和文字的大量流传和被人们接受，使更多的青年学子沐浴在反清革命的气氛中，走上革命道路。黄兴如此！宋教仁如此！就是柳亚子、宁调元、陈去病他们本人又何尝不是读了这些著作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辛亥革命中的南社，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进行许多有益的探讨和宣传，许多成员就是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理想，来实现在中国掀起革命高潮的壮志的。“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洲”。[9]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马志尼、罗兰、马利侬、浦鲁东、苏菲亚这些欧美的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