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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一词的由来:;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三、洋务思潮的内容;洋务思潮:;洋务思潮包括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两派的思想。;“古今之变局”论的提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均宰第一个预见到世界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提出:“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1849)中从战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互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环伺的危局:中国??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 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872年6月的奏疏:;1874年12月的奏疏:; 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 “古今之变局”表现了变易进化历史观,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幅度”。
魏源讲求的“变”是“变器不变道”,洋务论者讲的“变”是“变器”为主,开始有了一些“变道”的情绪。
; 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观出发,主张“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提出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等口号。;变法自强口号的提出:;洋务派把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作为“自强”的主要内容。;求“自强”需要改革军制。;李鸿章重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同时,大力发展民用工业。;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 ;商战的提出:;早期维新派的工商立国论;马建忠的“富民说”(1890):;陈炽与“富国策”:; 在《续富国策》自叙中,开宗明义提出此书是为救中国贫弱而作。指出:近代中国与西方通商多年以来,“中外不通如故,意见不同如故,议论不合如故”。因此,他要在西方传来的经济思想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经济论点。
《续富国策》共四卷:《农书》、《矿书》、《工书》、《商书》。每一卷中都详列需要发展的细目,如《农书》中列出:“水利富国”、“种树富民”、“讲求农学”等十六个细目;《矿书》中列出:“探究地学”、“分塥采煤”、“石油石盐”等十二个细目;《工书》中列出:“劝工富国”,“艺成于学”等十四个细目;《商书》中列出:“创立商部”、“纠集公司”等十八个细目,其中包括“创行日报”,“分设学堂”的文化要求。它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商品生产,强调科学技术。治天下之道有二:富,教。“富”离不开保商,而讲求工艺是教的重要内容。;郑观应“商战固本”论; “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它发轫于60年代之初, 是经早期维新派阐发后而成为洋务派的从政纲领的。在理论贡献上最大的当属张之洞。; 1861年,冯桂芬率先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李鸿章说:“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 。(留学生《应办事宜折》)
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又说:“行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行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也。”还说:“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
至此,尚未明确提出“中体西用”,只是倡导学习西方,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学西学的地位尚未明确。; 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盛世危言·西学》 )
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邵氏危言·纲纪》)
1896年4月,沈寿康:“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匡时册》)
1898年5月,张之洞说:“新旧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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