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精选文档.docx

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 魏晋风度亦称魏晋风流， 是魏晋之际自竹林七贤开始形成 的名士风范。究其要素，不过是服药、饮酒、清谈和雅量，但其 本质却是追求理想化的人生， 因而影响了其后千余年的士人， 为中国知识分子向往不已的人格典范。 后世了解魏晋风度，大多是从《三国志》、《晋书》、《南 史》以及《世说新语》等记载中获得印象。然而，究其根源却是 汉晋间复杂的社会递嬗给士人带来的影响。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特征和理想追求， 社会的关注、 对朝政的敏感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心态， 东汉时也形成士人在不同时期因政治问题带动社会风气的传统。 东汉 原士人中后期，由于宦官与外戚长期反复斗争，导致政治极端昏暗，社 会空前腐败，到了桓、灵时期，宦官得志，肆无忌惮。中 许劭、许靖兄弟，以“月旦评”的方式品评人物，遂开“清议之 风”。士族官僚以太学为中心，以品评人物的方式激浊扬清，臧 否是非。由于“清议”谴责腐败，揭露罪恶，赞扬敢于干犯专权 宦官的士人，因而引发桓帝延熹九年（ 166 年）和灵帝建宁二年 原士人 169 年）两次收捕“党人”的“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爆 发后，朝廷方才解除党锢之禁，诛徙之家，放归故郡。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 汉末士风大变， 一改以前那种尊礼 重经的常态，一方面转为注重清议，崇尚坚持正义、不畏强御的 精神；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凶险，也使部分士人感到无奈，厌 倦政治，逃避斗争，转而作私家讲学，归隐之风日盛。这些不愿 和腐败政治同流合污的士人，成为社会尊崇的楷模，并以“名 士”的面貌登上时代的舞台。 中平元年（ 184年）黄巾起义兴起后， 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自中平元年黄巾起义至太和三年三国鼎立， 45 年间，征战 未停，生灵涂炭。 士人流离转徙于割据势力之间， 饱受痛苦磨难， 尤其在汉魏转捩之际，社会发生剧变，士人更是感触颇多。 建安年间，曹操秉政，由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雅 好文学，号称“三曹”。围绕曹氏父子周围的士人孔融、陈琳、 王粲、 徐、阮、应、刘桢等人形成一个群体， 史称“建安七子”。 此外还有杨修等一些著名士人也在当时享有盛名。 这些士人经历 了巨大的社会变乱， 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现实， 他们突破传 统，舒展个性，继承汉末“党人”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以重建 天下、立不朽之功为理想，昂扬进取，形成慷慨激昂、意气风发 的主流风尚。他们追求积极人生，向往自由，放任自然，浪漫随 意，对传统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带动了当时士风的嬗变。屡为后 世所称道的“建安文学”就是当时士风影响下的文学反映。 实际上建安士人已经具有魏晋风度的一些元素， 除了服药未 见记载外，饮酒已是文士常态，例如，曹操高唱“何以解忧，唯 有杜康”（《短歌行》），曹丕说“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 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饮酒不节”（《三国 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饮酒不节 ”（《三国 志?曹植传》），“取乐今日，逞性其它”（《闺情诗》），应 璩“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百一诗》），并宣称： 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 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 乐哉！”（《全三国文 ?与吴质书》）孔融更是追求“座上客恒 满，樽中酒不空”（《后汉书 ?孔融传》）。 至于清谈，汉末名士郭泰、徐已导夫先路，生活于桓、灵间 的王符已经指出： “今学问之士， 好语虚无之事。 ”（《潜夫论 ? 务本》）实际上，清议转为清谈，是由曹氏父子完成的，其转变 的过渡时期应当就在建安时期。 所谓雅量也称器量，依照《世说新语 ?雅量》所述诸例，则 为感情蕴藉，悲喜不侵，得失不计，激愤不怒，临难不惊，是在 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洒脱意境， 是体现自我控御能力、 保持宁静、 展现修养的一种品格。此种品格在《世说新语》中是首推汉末名 士郭泰的，在建安时期，也是士人极力崇尚的品格。 正始是曹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自公元240 正始是曹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自公元 240 年至 249 年，前后 10 年，前后 10 年。这一时期上承汉末建安，下启两晋， 是一个重 要的士风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士风史称“正始之风”，也称 要的士风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士风史称“正始之风” ，也称 正始之音”。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这一时期的士风曾作评论说：“正 始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灭礼法而崇放 达。视其主之巅业，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自此之后，竞 相祖述。”可谓得其要旨。 正始士风的代表人物首推何晏和王弼。 《晋书 ?王衍传》云： 魏正始中， 何晏、王弼等祖述 《老》、《庄》，立论以为： ‘天 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