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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状元扇刍议 别署谷安，室号静斋，1957年2月生于苏州。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书法作品获“杜康杯”东方书赛妙品奖，全国第二届青少年书法篆刻“神龙”大奖赛青年甲组金奖，江苏省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金奖，全国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优秀奖，江苏省美术书法展二等奖，入展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第二届全国行草书大展，全国第二届扇面展，全国名家千人千作展，五百家精品展，曾评为苏州市德艺双馨书法家。 清代68名状元书写的72把书法扇面，是苏州大收藏家、书画大家吴湖帆先生穷20余年的精力搜集而得，也是苏州市博物馆极富特色的重要馆藏。 凡谈及状元书法，或者同类进士、举人、秀才等，往往一言蔽之：他们书写的书法都是馆阁体，比喻其“状如算子”，毫无生气，甚至直言这些馆阁体根本不能称之为书法。这在一个时期似乎是十分肯定，无可争议。 其实并非如此。，在封建社会，读书人寒窗10年、20年甚至终身考秀才、中举人、得状元，以一手中规中矩的书体应用于考场，尤其是明清以来更是如此。有些辞典界定：明清两朝拘谨匀圆、程式呆板、乌黑大小一律、方正光洁的官场书体为馆阁体。由此引申为状元及其同类的书法等于馆阁体。其实，这种用于考试的馆阁体只是读书人的敲门砖而已。打开苏州博物馆出版的《苏州博物馆七十二状元扇》，看看这些状元们用来交友、把玩的扇面，充满活力，一派清逸洒脱之气。可见他们并非只会写馆阁体，他们同样能创作抒发性情的书法。这72把扇面中，有17把楷书扇面，其余为行书、行草书，扇面整体文采出众，不但点画精到、结构端莊、功力深厚，而且清雅有致，气息平和，各具风采。更何况清代尚有不少状元的同类，如伊秉绶、吴大潋、俞樾、杨沂孙等都是书法家。 17把楷书扇面中，如彭浚临赵文敏《洛神赋》，700余字，长行20字，短行10字，整个扇面25行。整个扇面密的层层叠叠，疏的宽宽绰绰，但规矩齐正，十分赏心悦目，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样的点画精到，结构俊美，刘春霖的两把扇面书法，虽稍有不同，但都精细雅静；而汪如洋的扇面则疏朗圆润；刘福姚的书法似出率更，方正内敛。他们风格虽然各异，而雅逸文静共有，功力深厚。书家都知道折扇扇面是最难写的一种形式，弧形，上宽下窄。状元们能将蝇头小楷写得如此精到雅致，并且收纵自如，章法安排得如此合理舒适，而且备具个性。 17把楷书扇面之中，也不乏新颖别致之作，如翁同稣的扇面作品，其所临魏碑《灵藏寺》，前半部为临碑，字形较大，气息浑厚，而后半部题跋、落款，字形略小，又参入了帖的韵味，略见灵动，既增加了变化，又给人以新鲜活泼、和谐协调之美感，不可不谓是一件精品扇面。赵以炯的楷书扇面更为特殊，它竟不是一长一短地书写，而是全部都是长行写，然而由于行距较大，上下留空，丝毫没有压迫感，相反仍是清新疏朗，隽永可爱，别具一格。 其他书体的扇面则形式更具变化。比如金德瑛、嵇璜、庄有恭3人合景扇面，虽然3人备占全扇的三分之一，金德瑛写楷书，嵇璜、庄有恭2人写行书。书体不一，就是嵇、庄2人的行书风格也不尽相同，而且楷书的每行字数，又异于行书，长短也有落差。虽变化多端，但整体协调而又别具韵味。潘世恩、吴其浚、朱昌颐、林鸿年、钮福保5人共书的扇面最为奇特，这是一把祝寿扇面，5人写的书体有楷书、行书、行楷3种，字形也有大、中、小3种规格，书写的位置也高高低低，各随心意，落款各居所需，不拘一格。虽然形式各异，增加了很多起伏、落差，但又恰到好处。这种合景的方式，可称少见，极具观赏性，是一份价值极高的寿礼。顾皋书写的三段书法扇面，也属别致，第一段临黄山谷字，后两段为自己发挥所书，似有山谷笔意，又颇具信札的率意，字形大小、用笔粗细都不相同，整体虚实相生，统一而有变化，饶有趣味。 书法艺术的内容应该是线条（或称之为点画）结构、布局、墨色以及由这些内容综合而成表现出的一种韵、意的艺术美。董其昌的书法拉大了字距、行距，尤其是拉大行距的变化，就将其书表现出疏朗、清逸之美。可见，所谓形式即结构、布局等书法内容在作品中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也可称为有意义的形式。从状元扇中可以发现不少状元在书法上各有追求，有的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层面，绝不是“状如算子”，如出一辙，他们有的学赵、董，有的学唐、宋，上追晋魏也不乏其人，如翁同稣、汪如洋、刘春霖的楷书。而其它书体更是如此，傅以渐的行草扇面，其笔走龙蛇，矫健爽朗至极，实在是上佳的书作，从中可见二王的基础，傅山、王铎的大气势，书艺水平极高，绝非一般书家能为。再是马世俊行书扇面，细观其用笔方棱，转折不经意而笔笔恰到好处，提按使转轻松自如，在扇面上将线条、墨法处理的如此娴熟，此扇直追王铎。又如朱昌颐的行草扇面，拙扑内敛，墨法润和，气韵生动，线条遒劲而流畅，其驾御线条的能力非高手莫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