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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浙江大学的渊源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图书馆的藏书架前，一位满头银发的英国绅士兴奋得两眼放光，手舞足蹈。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古克礼，也是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他得知，浙江大学藏书架上的书都是70多年前浙大西迁途中完好保存下来的，许多书都与一个人相关：李约瑟。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家，因编写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世人所熟知。抗日战争后期，他接受英国政府派遣出使中国，任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两次造访当时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江大学。 2021年10月，古克礼代表李约瑟研究所郑重地将装订成册的史料交到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手中。这批捐赠史料中，包括了李约瑟1944年中国西南之行的日志、照片及文字说明，正式向英国大使馆递交的《关于1944年8-10月中国西南之旅的报告》，以及与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之间的往来通信等，均为高清电子扫描件，將入藏浙江大学档案馆。 古克礼作了一场题为《李约瑟与浙大》的报告，讲述了70多年前李约瑟与浙大的诸多往事。 两次造访浙大为中国科学家打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大学正式开始西迁办学的艰难历程，1940年初抵达贵州后，浙大以遵义的子弹库为总部，在湄潭设立分部，又在青岩、永兴两地先后设立一年级分部，1944年4月和10月，李约瑟与夫人、生物学家桃乐赛曾两次造访浙大，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古克礼说，李约瑟在战时来到中国的使命，是“为中国科学家打气”。因为“在李约瑟之前，西方印象中的中国是个只有劳动人民和动人诗歌，但没有科学的国度”。李约瑟回国后在1945年10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他动情地描述： “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在战争年代，作为科学考察团的团长，李约瑟是怎么“慧眼”识别这些最牛科学家，怎么做出浙大是当时中国最好大学的判断的呢？ 古克礼说，尽管李约瑟在浙大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主要的方式就是读论文、作报告以及面对面讨论。 日志显示，李约瑟在浙大期间做过很多场报告，“报告会上的互动是直接认识科学家的方式。”古克礼说，“他们的提问、讨论都显示着自己的学术水平，很真实。” 古克礼说，李约瑟当年就像做读书卡片一样，为遇到的每个科学家做卡片。每遇到一位科学家，李约瑟都会把对他们的印象写在一张5英寸乘以7英寸的卡片上，有些卡片上会写“非常聪明，在某某领域工作，非常有智慧”，或者“不怎么有趣”。 在坐落于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内，这些卡片装满6个抽屉，多数是科学家，也包括画家徐悲鸿。目前，这些卡片还没有系统整理。“如果有人追踪这些卡片上记录的科学家们的话，会非常有价值。”古克礼说。 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大多数浙江大学师生都知道李约瑟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故事。是否有可靠的证据？古克礼挠了挠脑袋说，那时还没有录音笔，所以后来1990年浙大的副校长薛继良前往英国访问李约瑟，询问了关于“东方剑桥”的说法，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教授，您对‘东方剑桥’这一称号是否还有印象？” “有，我当时对竺校长这样说过。” “虽然李约瑟当时已经90岁高龄，但他的意识、头脑都还很清楚。只是在之前的具体文字记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古克礼坚定地认为“行动胜于雄辩”，他拿出一份1944年《贵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的复印件，标题为：尼德汉（李约瑟）教授赞扬我科学家：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 “这篇报道基于同年的另一篇报道，该报道记录了李约瑟与UCCL（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的一场谈话。从李约瑟当时的记录本中可以看到，上面写着‘Zheda’的提示词。或许就是在那次谈话中出现了著名言论‘东方剑桥’。”古克礼教授称，李约瑟每次谈话都会提前写几个关键词，那一次写的是Zheda。 古克礼多次表示，李约瑟对浙大的感情是真挚的。李约瑟的日志中记载，李约瑟教授曾经从印度为浙大捐赠过无数实验仪器与药品试剂；到1945年底总共为浙大购置了将近300本书籍，总数已经多于中国当时任何一所学府。 与老校长竺可桢结下深厚友谊 “这所学校一共有3辆车，但我去的时候3辆都在修理。”李约瑟在考察日志中记录了战乱年代的真实状况。 在连车马交通都不便，更没有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