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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效益为先实现双效统一的科技出版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出版社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专业科技出版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家增加到23家;第二次是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同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的工作报告》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和科技出版社的蓬勃发展，数量迅猛增长到160余家，科技出版社真正成长为我国出版行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出版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20 世纪80年代受限于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出版技术能力，普遍存在出书难、出科技专著更难的状况;此后，随着各级各类出版基金的陆续设立，科技出版才真正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21年1月起，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已正式施行，这对图书出版单位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以下简称“北科社”）作为地方科技类出版单位，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是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社会效益为抓手，推动科技出版转型 设立专项基金以扶持科技出版，先行先试者如1988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成为科技出版的一段佳话;1997年，为支持优秀科技学术著作出版，繁荣科技出版事业，促进科技事业发展，国家财政拨出专款，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此为标志，我国的科技出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基金额度的限制，对于一些重大科技出版项目而言可谓杯水车薪;直到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作为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设立的基金，秉持“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宗旨，积极鼓励和扶持代表国家先进水平，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从扶持的力度、覆盖的广度、出版单位的投入度来看，其对我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引领和转变是深刻和深远的。 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体系中， “重点项目”和“奖项荣誉”是关键得分点，也是出版单位硬实力的体现。对于科技出版单位而言，重点项目的主要来源就是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近年来，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国家对科技出版扶持的力度不断加大。以国家出版基金为例，其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从2021年设立至今，国家出版基金已利用49.2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遴选资助了50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据统计，在国家出版基金 2009 —2019 年立项的项目中，科技类项目历年平均占比为 21.5%，仅次于 “主题出版”及“文化建设和传承”类而居第三位。在我国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选中，科技图书获奖占比为27.23%，在8个类别中仅略低于社科类图书。根据对科技部官网数据的统计，最近5年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累计资助的项目高达959项。 可以说，正是在社会效益考核和对科技出版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加持下，科技出版真正实现了深度转型。得益于对“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出版理念的坚守，我们幸运地搭上了科技出版深度转型的“顺风车”。 “十三五”期间，我们在科技出版领域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和奖项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总计达21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0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7项;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17项;中宣部2021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1项;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1项。《百年中医传承录》《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海外汉文古医籍精选丛书》《毒理病理学应用研究丛书》《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猪系统解剖学彩色图谱》等一批代表各自领域最高水平的原创科技精品著作，在国家级资金的保障下顺利出版，科技出版的规模效应初步显现。另外，科技出版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国家级资金的资助，使得原本难以盈利的科技专著，基本消除了出版单位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和风险;加上此类图书重价值而非成本所形成的相对“自由”的定价机制，以及相对固定（虽是窄众）的刚性需求，因此其盈利能力不容小觑。由此带来的两个效益的完美统一，可以说为我国科技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以专业深耕为路径，构建科技出版品牌 对于地方科技类中小型出版单位而言，在科技出版领域中构建起自己能安身立命的细分板块，是现实的生存之道。其中，专业化发展和深耕垂直领域尤为重要。 因为专业，才不会轻易被取代。正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吴培华所说，“走专业化道路，就是必须做深度文章。专业化，也就是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这是客观上的优势;改变了全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就有可能和有条件深入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因此，我社一直聚焦在相对熟悉的医学板块，随着进一步深入，又进一步分化出中医药板块。以中医学图书事业部为例，该部门历经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