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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与诗的论文 “诗与哲学之争”和文学理论 摘 要： 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放置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可以澄清其诗性精神的基本立足点。早期形式主义者通过“做减法”的思路，既想在哲学与科学的层面上证明“诗”的价值，又想强调“诗”不可逻辑化的本质特性，进而遭遇失败。解构主义和文化政治学采取“做加法”的姿态用文学手段反过来入侵哲学领域，强调“新颖有趣”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来自传统意见的强有力反驳，同时也要承担在范式更新和跨学科的时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与风险。当代文学理论中将存在着“自主的诗”与“从属的诗”两种意见的争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与哲学之争”将不会终结。 关键词： 诗与哲学之争 文学理论 形式主义 解构主义 文化政治 一 一个幽灵，一个文学理论的幽灵，徘徊在全球文学研究者的头顶。它好似莎士比亚笔下的鬼魂，阴恻恻地教导后人应当做什么[1];又好似海中精灵普罗透斯，“颠来倒去，变化多端”[2]，没有定型;它是预言者，也是总结者，最终又是“实践”本身;它是上帝死后的替代品，却又是在上帝之前就已存在的远古神话。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风潮给西方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要在“科学”的旗帜之下研究文学?为什么有人又要“解构”哲学，将其还原为“隐喻”与“换喻”……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文学理论”这一概念和事件整个置于西方思想的历史脉络之中考察。在我看来，这条脉络，就是从《理想国》或译《王制》和《伊翁》延续至今的“诗与哲学之争”。苏格拉底时期就“古已有之”的这场战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学理论的突然兴盛获得了新的语境。 没有比“文学理论”一词更能表现诗与哲学之争的张力了。文学理论既非文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两者的互动。从字面上说，“文学”毫无疑问是柏拉图所驱逐的“诗人”的领域，而“理论”作为哲学家所过的最高生活方式[3]，与“文学”放在一起，则昭示着将哲学手段运用于诗性话题。这似乎是哲学对文学的胜利，或者用阿瑟·丹托的话说，“哲学对艺术的权力剥夺”[4]。然而就当代西方学界的情况看来，事实上“文学理论”并没能让哲学家满意，而更多受到新一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无数精于辩证法和文本阐释的批评家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解释为什么“文学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甚至是一个建立在文本阐释之上的“公共领域”。这些学者大多受过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训练，他们的完美主义驱使他们反对一切既定的研究与阐释模式，跨越学科边界，提出种种爆炸性观点以实现库恩所称的“范式转型”[5]。在激进理论家看来，“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过度诠释’……能促使我们去反思产生这些问题的文化的运行机制。”[6] 这种做法在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看来是一种冒犯。保守看法通常认为，绝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本质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文学理论家用奇思妙想对正统学术研究的全面反对。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指责激进文学理论家在哲学思辨上的不诚实：有时他们采取双重言说策略，自立于不败之地，发明一长串新颖术语来实践一种作茧自缚的“疯子的严肃哲学”[7];有时他们用惊世骇俗的方式提出口号，然而在花哨行文背后的实质意见却平凡无奇[8];有时他们甚至否定逻辑本身，却不得不遭遇“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9]……尽管激进理论家将某些现代的“哲学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但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论述中存在着被正统哲学理念一直排斥的“诗性精神”。这种诗性精神反对理性，宣扬审美体验的魔幻魅力，表达大胆张狂的先锋反抗意识，鼓励民众“自发思考”，重新审视各种惯例和习语，在细枝末节处发现新问题。然而，有时这些主张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重大问题，而仅仅是因为“有趣”或“新颖”，能够拿到理论的“市场”上进行等额交易…… 这样的见解或许会面临来自马克·爱德蒙森的异议。他曾想论证：“近来的文学批评在某些概念及实际进展的怂恿下，以哲学的态度来对待诗人。”而他所给出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强调文学研究的职业化本身将会带来进一步的哲学化，因为：“我们可以教聪明的学生学德·曼，却几乎不可能教任何人像伍尔芙那样感受事物……批评的核心部分是难以传授的……在把批评转化为学术的时候，哲学的原动力自然得到额外的能量。”[10]爱德蒙森认为只有在无法完全穷尽文本中蕴藏的复杂情感时人们才会退而求其次，求助于哲学化的“文学批评”。然而我认为他将“哲学”的门槛设定得过低了。事实上很难让文学院的学生接受数理逻辑并带领他们阅读亚里士多德最枯燥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但要让他们理解米勒、巴特勒乃至詹姆逊的主要看法并不困难。虽然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