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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再贷款管理面临的三大挑战的研究 　　一、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发展历程及作用评价 　　我国再贷款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间，当时的人民银行肩负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因此，这期间对存贷差计划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国再贷款工具运用的萌芽阶段。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借差计划的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后的十年间（1984―1993），再贷款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在这一阶段中，再贷款主要由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根据总行的计划对当地商业银行发放。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革信贷资金与规模的分配体制，收回人民银行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再贷款供应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发放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再贷款开始成为真正的间接调控工具。再贷款不仅继续发挥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而且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贷款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但是应该指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任何一种单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观调控，而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配合和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环境，可以肯定，再贷款是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一项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在调节基础货币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国家信誉方面发挥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调节货币供应量。1984年―199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贷款始终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再贷款的投放对于弥补重点资金缺口、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地区或部门间资金余缺，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调剂头寸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灵活调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 　　3.稳定经济金融秩序。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出现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迅速有力地稳定了金融局面。对关闭、撤销清算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用于个人债务兑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确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体制改革。为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向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确保转轨时期的顺利过渡。 　　二、新时期再贷款管理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贷款管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实施货币政策逐步实现间接调控的背景下，再贷款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职能增多。从最初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发展到调整信贷结构、化解金融风险等作用，再贷款的职能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二是对象扩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职能的转变，再贷款的投放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风险加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再贷款虽然是信用放款，但还款属于必须完成的强制性计划。自人民银行开始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后，再贷款被用于撤销机构的债务兑付，受撤销机构资产质量极其恶劣，清收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再贷款难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现损失；四是管理细化。目前仅人民银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贷款种类就达到了六大类十几个小类，六大类的具体划分为：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的短期再贷款；用于支持农户生产的支农再贷款；用于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困难的紧急贷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地方政府专项借款；其他再贷款。为了确保再贷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总行规定的再贷款都是专款专用，各类再贷款之间严禁串用，不同种类的再贷款的发放期限、投向、办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办法》、《短期再贷款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五是操作层次多。在当前再贷款的管理模式下，从总行、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