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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股价跟上宏观经济发展步伐的研究 　　股市常被称作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作为经济预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背离，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报特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伞锋对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做了归纳分析，并得出启示：从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应重视这种背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背离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内在缺陷日益显性化 　　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承担了为国有筹集资金和解困服务的角色，使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得到了逐步释放，保证了改革全局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但是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国有企业筹资和解困服务，造成了中国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从而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强调筹资功能，忽视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了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产生了占总股本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使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仅限于流通股。 　　在这样一个功能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缺陷。由于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以及限于对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认识，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转让和流通等制度，对后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市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二是企业弄虚作假，包装上市。企业上市和增发新股要靠政府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上市被看成是从政府手中获取的资源，其关键不是依靠企业真正实现转制和拥有优良资产，而是说服政府。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包装上市、打包上市和突击改制等现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这些企业虽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发行用通道制和核准制代替了原来的指标制和审批制。这虽然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指标制条件下的股票发行的非竞争格局，股票发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时，由于政府重视筹资而轻视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长期疏于监管和没有退市压力的市场环境下，养成了许多后天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损害出资人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无偿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搞违规的关联交易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虚报利润，进行虚假重组来愚弄股民、抬高股价；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过赚取股价差来获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见表1）。 　　从上看，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预期收益的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恶化成为制约股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预导致股价异常波动 　　中国股市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等习惯于频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预，经济手段和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不仅使用频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预对股市的影响相当大，市场上几次较大的异常波动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没有一项政策减小了市场的波动。 　　由政策来决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透明度，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跟风操作的所谓羊群行为较其他市场更为普遍。这使股价变化趋同，从而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和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为防止风险的暴发，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这又带来了股价的暴跌。过度投机和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了股市的异常波动，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证券市场内在机制的成长，与政府直接干预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冲突表明，从稳定股市出发的政府干预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稳定，反而还会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动。比如，1996年在货币供给趋缓、宏观经济向好的形势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证综指从1996年1月的537.35点，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点大关。10月份以后，股市上涨达到疯狂程度。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布12条政策。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从16日起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日，沪深股市绝大多数股票以跌停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