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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融合是世界艺术建构的根基 周保平，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杭州：*****）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是一部从中西文化碰撞，转向中西调和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新文化的百年历史。100年来，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文化命运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这场围绕着中国文化是走西方化还是走民族化道路的时代大合唱中。即使到了21世纪，这种争论的余绪尚在，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艺术界异数的吴冠中先生，亦参与到这种大争论中。在他“横站生涯五十年”里，左手丹青，右手文章，来回穿越于政治、美术、文学之间，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艺术作品，更留下了多篇富有分量的艺术理论文章。他的关于形式美、抽象美、“笔墨等于零”等言论，每次以大胆的思想、犀利的文风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他的诸多艺术言论中，关于文化中西融合的思想为寻找中国文化艺术的出路、建构世界艺术提供了一个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案，值得我们重视。 百年悬案：西方化还是民族化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过两次大争论。一次是19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的“东西文化之争”；一次是1930年代关于“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挑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在东西文化之争中，一方是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另一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俄化派，双方围绕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对东西文明应持何种态度、东西文明能否调和等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西洋文明的弊端要靠中国文明来解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东西文化可以调和，而调和的方法就是用东方文明去“统整”西方文明。西化派则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借助于西洋文明，在伦理和思想文化方面作根本的改造。东西方文明不但不能调和，东方文明更不可能“统整”西方文明。① 20世纪 30 年代中期 ，中国思想界又爆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围绕着“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形成了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派，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全盘西化”；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论”派，提出文化建设应坚持中国本位，既不能守旧，也不能盲从，这种观点看似折中，其实保守；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分析综合论”派主张对中西文化采取分析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加以综合，建设中国新的文化；以张磐为代表的“经济史观”派则认为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封建经济基础推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经济基础，然后才会有现代文化。② 20世纪初期的两次中西文化之争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发起的规模浩大的、人数众多的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是“中国之命运”百年悬案的文化求解。但是因为论争双方的焦点永远定格在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取舍上，交锋甚多，对话甚少，最终并没有获得共识。争论过程中表现出的思想的混杂和话语的急切，以及渗透着的一种危机感和焦灼感，对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 ，中华民族没有实现现代复兴，这种冲突和碰撞及其带来的危机和痛苦，就必然周期性地重现，像无法摆脱的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们”［1 ］。 这两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争，也影响到作为人文学科前沿领域的绘画艺术的道路选择。这种文化论争反映在中国绘画领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国画与西画、借古开今与借洋兴中的两大取向—— 一路是黄宾虹、齐白石所走的借古开今之途；另一路则是徐悲鸿、林风眠等开创的中西融合之路。师承林风眠的吴冠中经过1980年代的形式美、“笔墨等于零”的文化论战，将林风眠开创的中西融合之路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并将之推向了一个高度。 作为艺术领域关于民族化还是西方化讨论的先声，1979 年开始，吴冠中连续三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三篇文章，引发美术界长达四五年之久的关于抽象美以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大讨论，促进了1980 年代美术界艺术思想的启蒙与解放。在今天来看，关于绘画的形式美问题也许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固化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僵化的艺术思维中，吴冠中先生率先发起形式美的讨论，他反对僵化的现实主义，推崇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强调了艺术的独立性品格。这次论争与当时文学界发起的一系列讨论一道，起到了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 接着在1992年，吴冠中先生在香港《明报》写了一篇 “标题醒目、当头棒喝”［2 ］的文章《笔墨等于零》。在文章的篇首，他开宗明义，认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3 ］，矛头直指酷爱传统笔墨的人。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对于固守笔墨体系以为衣钵的人来说，不啻一道丧钟”［4 ］。果然，文章刊出后，一石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