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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抗战时期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形成与流变 纵观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每一段特殊时期的中国画艺术风格都有着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历史性、时代特征。随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中国美术在抗战时期也同样作出了“抗战”。抗战时期流离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一方面为民族抗战献出自己的仅有微力，另一方面，当20世纪中国美术构建正在发生转变时期赶上了全面抗日战争，艺术家们纷纷转而统一，美术理论上的争论并未对民族救亡图存产生影响，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人民、战争，对惨战猛烈抨击的同时更渴望中华民族早日复兴。这一时期聚集到巴蜀地区的美术界大家们也不乏其数，如傅抱石、蒋兆和、陆俨少、石鲁、李可染等。他们不仅感受巴蜀的自然与人文，又与巴蜀画家群体互动、交流和砥砺，使蜀中画家获益颇多，更成就了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形成，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和地域性风格的发展添上精彩的篇章。 一、 抗战期间巴蜀地区中国画风格的流变成因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风格是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在抗战时期，各界人士流离各地，原本的流派领域一时也被打乱，中国美术也顺势组成分别以重庆、延安和沦陷区为中心的三大领域，政府教育部也下令战区的院校包括美术专校向西南内地转移，这就慢慢形成了以西南地区为主要的流动区域。各个地域的流派先锋来到崇山峻岭的巴蜀地区，本身的流派风格受到独特风貌的启发，再加之抗战时期西方美术的冲击，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动让当地原有的中国画风格有了多样的变化。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風格的变化是历史的选择。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巴蜀地区曾在历史上多次战乱之中凭着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不仅躲避了战乱，同时也成为众多文人学士的“避难所”，大家带着中原文化而来，所以即便是“蜀道难”，巴蜀文化并不是单一枯味的，一方面不断地吸收外界不同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多样，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了出去，得到了更好的发扬和发展。因此，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流连于此的众多艺术家在抗战的背景下经历了众多艰辛，更是带着悲愤复杂的心情借着巴蜀的山水抒发表达出来，艺术家在此时也更是团结，往来的交流也多是围绕民族振兴，互相之间的艺术风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巴蜀地区更是发挥了“大后方”的作用，表现在美术上，是艺术家们不分派别、团结一致宣扬复兴、对外抗敌，反映在巴蜀流派本身，也是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 巴蜀地区在抗战期间形成的中国画风格的变化是时代的需要。早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已被分为写实主义、传统派、现代主义三大流派，而在抗战时间，“救亡”“抗战”的主题是中国美术最主要的，在这一时期，美术界的交流运动并未因抗战停滞，全国美术家反而一致团结，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举行了众多文艺活动。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写实主义是这一时期美术的“领头军”，情节性绘画也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绘画表现形式。民族传统艺术也因民族振兴在此时受到众多关注，传统民族绘画精神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受到更多的重视。西南地区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战略基地，又是战时中国美术运动的最活跃的中心，它的美术的发展要满足战时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其中国画的艺术风格也有了丰富的变化。 二、 “大后方”地区中国画风格的转变——以傅抱石为例 抗战时期的美术主题必然是“抗战、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为了更好地宣传特殊时期的主题、口号，中国画的绘画主题也大多是反映当时的情景的一些人物、情节性绘画。文人在这一时期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纷纷以笔抗战，不仅通过绘画来表达、宣传民族精神，更是组织了重要的美术运动和团体，中国美术会就是紧急情况下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合并而成的当时最大的美术团体，傅抱石作为其常务理事，肩负着坚定传统民族精神、宣扬民族文化的重任，鼓励以“博雅”的手段①来改变战时大家的焦虑心态，并及时调整心态、将心中焦虑心态变为爱国救国之情，通过实际行动来救国、卫国。他不仅在政府需要时奋勇挺出，也努力以美术家的身份作出美术上的“抗战”。在战时美术思想上，他始终推崇文人气节、人品和画品，相信绘画技能修养自身品性，又能发挥宣传、感染他人的独特的功能。他主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反思、学习西方的绘画文化，要有所创新，要有所进步。绘画思想的改变自然会影响到绘画本身上来，以傅抱石为代表的入蜀后的山水画家在这一时期的山水画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笔墨技法与绘画对象表现上。 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是他山水画形成风格的时期，常常以川渝壮丽雄奇的山水为绘画对象，表达心中志气，他认为全景式构图并不能将川渝的山的高雄表现出来，常选择山的一面峭壁、山峰与空阔的天空来表现，让人看到这山时有了无限遐想，不禁对巴蜀山脉产生向往之情。在笔墨用法上，他慢慢摸索出适合自己同时又能表现出川渝山脉质感的笔墨章法，逐渐淡弱线条的主导地